何桂彦：我提名金棕榈的第一件作品是艾未未的《葵花籽》。我的推介辞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艾未未的《一亿颗葵花籽》将是2010年中国当代艺术界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和他过去作品普遍流露出意识形态的指向性有所不同，《葵花籽》表面上看是去政治化的。因为，单纯的形式、重复的数量、拓展的空间，使作品显得简略而纯粹，而剧场化的展示效果与寻求观众的参与则拓展了艺术本体的语言边界。然而，透过作为符号或者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葵花”所隐藏的中国经验，透过湮没在作品背后那些廉价的手工劳动，尤其是处在当下集体主义消散、全球化与消费至上的时代，《葵花籽》非常智慧地引发了观众对个人与集体、文化与政治、生产与消费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第二件金棕榈作品是邱志杰的《上元灯彩图》。可惜的是我在网上没有搜到作品的图片。
《上元灯彩图》参加了2010年的上海双年展。它也是此次展览上少数能与“巡回排演”主题相契合的作品。艺术家希望将《上元灯彩图》中的诸多角色一一制作成实体的器械，它们既是自动的机械，也是参与表演的道具，同时，观众是可以对其进行操控的。正是观众的参与，由此赋予了作品一种时间性、过程性、表演性。当然，重要的不是《上元灯彩图》如何符合展览的主题，而是，艺术家立足于当代的文化现实，以一种解构，或者说新历史主义的态度，对过去的文本、图像，以及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与再造，从而为作品找到有效的切入点。在我看来，这种创作思路对中国当代艺术打破西方当代艺术创作范式的藩篱，建立自身的文化立场将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这也是我提名邱志杰作品的原因。
第三件作品是周斌的《30天计划》。实际上，从“新潮美术”到1990年代末期，行为艺术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伴随着2004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化浪潮，行为艺术迅速被边缘化。如果抛开一小部分利用性、色情、暴力等方式来制造轰动效益的作品外，行为艺术本质上是最能捍卫当代艺术的个人性、实验性、反叛性、前卫性的。周斌的《30天计划》是艺术家在一个月内每天坚持创作一件作品。它们有的强调身体性、有的强调过程、有的强调观念。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周斌创作出了某件代表性的作品，而是艺术家在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所进行的积极尝试，及其体现出的独立的创作意识——这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正在丧失的品质。
第四件作品是张羽的《指印》。20世纪80年代末，张羽便以个性化的符号和强烈的情感表现来创建具有东方意象特点的水墨画。90年代中期的《墨象系列》、《灵光》系列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水墨的意象表现，而且形成了极简的抽象图式。然而，《指印》的意义并不由作品的风格与图式来体现，相反艺术家更着重于过程与观念。一方面，艺术家持续、重复的按压行为会赋予作品一种过程性，另一方面，无数的指印还呈现出艺术家创作中的一种身体性表达。事实上，指印本身就是一种艰辛的劳作，指与心、手与纸的互动不仅使得每一个印痕都具有无法复制的特征，而且印痕也能成为艺术家身体性表达的在场的证明。张羽几乎是用一种极端个人化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抽象图式，而持续的、反复的按压所产生的痕迹也使作品在形式表达上具有较强的观念特征。虽然说抽象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它仍然会有自身的活力。不过，对于大部分的抽象艺术家来说，如何摆脱西方现代主义形式范式的限囿，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创作方法论，将是十分重要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张羽的艺术实验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最后一件是年轻艺术家孙逊的《21克》。在这件作品中，孙逊对二维的绘画语言进行了成功地转换，尽管如此，这部影像作品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语言，而是叙事方式。和流行于后现代的那种碎片和微观的叙事手法有所不同，《21克》更侧重于宏大叙事，这集中体现在艺术家对象征、隐喻、荒诞、反讽等叙事方式的使用上。《21克》的叙事基调无疑是沉重的，也是压抑的。通过那些介于现实与超现实的视觉景观，艺术家不仅对自我的终极存在展开了追问，而且，在现代性的视野下，对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异化与灾难进行了深切的反思。作为一名年轻的艺术家，孙逊在《21克》中表现出了少有的老成与机智。
我有三件作品提名金酸梅。第一件是高氏兄弟创作的《列宁》。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TAM事件”的平息，以及前苏联的解体，那些以领袖、伟人、英雄而出现的艺术形象开始逐渐失去原有的“光晕”，进而在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政治氛围，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成为了部分艺术家调侃、反讽、戏拟的对象。虽然艺术家并没有使用调侃、反讽等既定的手法，但不管是在形式，还是内在的文化诉求方面，《列宁》都显得空洞无物，缺乏创造性。
第二件是张洹的《和和谐谐》。我认为这是一件很讨巧的作品，其文本阐释也写得极其的完美。但匪夷所思的是，《和和谐谐》与《21平方米》竟会出自同一位艺术家之手。这是一个多少会让人感到尴尬的玩笑。当然，如果抛开甲方的意志，《和和谐谐》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在面对一个公共艺术项目时，艺术家怎样与体制内的官僚进行博弈，而是当代艺术在不放弃自身批判性的前提下，如何才能真正融入到公共空间中。庸俗的装饰和所谓“政治正确”的公共艺术都是每一位当代艺术家应该自觉去抵制的。我个人认为，对于张洹的整个艺术历程来说，创作《和和谐谐》原本就是一个错误。
第三件是卢昊的《学习历史，飞夺泸定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笨拙而粗暴的作品。除了老套的调侃与反讽，我们很难看到艺术家的创造力。同样，与其说这件作品的主题是“学习历史”，毋宁说是对历史的嘲弄。即使艺术家在创作中对经典图式进行了挪用、解构，但其方法论也是乏善可陈的。虽然后现代的艺术观念赋予了反讽、解构以合法性，但如果艺术家不能有效地为作品建立起上下文关系，或互文性，提出新的艺术问题，对经典图式的颠覆反而会掉入后现代艺术范式的陷阱。在我看来，《学习历史，飞夺泸定桥》就像是“泛政治波普”与艳俗艺术生出的一个怪胎。

刘礼宾：谢谢何桂彦，他准备得很仔细，我觉得何桂彦得蛮好的，他提出了几个新的，一个是邱志杰，一个是张羽，还有一个是孙逊，这几年特别活跃的艺术家，还有一个就是他刚才提到的卢昊，咱们可以就这几件作品进行讨论或者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盛葳：张羽的不是新作品。

何桂彦：他去年开始做《指印》，今年又有一些新作，我找的图片是过去的。

盛葳：算是06年的作品，现在做的和以前的区别不是太大。

何桂彦：他去年也在做，材料上有变化，今年2月21号在今日美术馆还有一个个展。

朱小钧：邱志杰的作品我在上海双年展刚看到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后来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人说在国外的某美术馆见过一个极其类似的作品，这可能是我们信息不通畅导致的，这可能这还是一个模仿和挪用的东西。我并没有亲见，只是耳闻。

何桂彦：我提名邱志杰的《上元灯彩图》主要理由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在全球化领域中和西方当代艺术的范式、语言、观念拉开距离，重新对传统的文本、图像进行挖掘，抑或是知识考古，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上元灯彩图》应该是2010年比较不错的作品。我在选这个作品的时候，并不是说它和“巡回排演”的主题有多么契合。

崔灿灿：卢昊的我比较认同，特别是这几年的挪用，再反讽的作品特别多，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强调挪用和反讽之后，反讽的结果是什么，卢昊还是提供一个“冷观念”，因为可反讽的东西特别多，“飞夺泸定桥”等等一系列的历史化让你去反讽，实际上你得出观念的结果，可能说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尝试，这个东西是一种过分的对英雄主义的强调，在观念上不具备一个新的价值，同时卢昊这个作品特别差的是整个状况特别差，在事迹中要寻找特殊的组合方式、语言形式等等，卢昊这个还是很单一，我们无法从上面解读更多的东西，可能也是直接造成他最后观念单一化的原因，我觉得卢昊的这件评金酸莓我是比较认同的。

何桂彦：卢昊的作品在“改造历史”上展览过，如果从“挪用”本身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方法论的创新意义，相反，从作品的反讽、戏拟的手法上看，到是对九十年代“政治波普”和此后“艳俗艺术”策略的延续。我觉得，这种方法已经威胁到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发展了，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鲁明军：就孙逊的作品，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去年我看过他的另一件影像作品，本来还想提名为金棕榈的，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表面上这些作水墨动画或影像的所采取的语言方式并不相同，但仔细看，发现都一个模式，一个套路。要么是一对小虫子似的东西爬来爬去，要么就是工业社会或专制社会的象征性建筑的崩塌，要么是反思现代化，要么反抗专制极权。最后发现，它其实非常简单。有时候，一看标题，或看一两分钟甚至几十秒，就知道它要表达什么及怎么表达。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作品，《21克》我没有看过。
另外，这两天下来我有一个感觉。我在担心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提名的时候，有意地把那些大牌或老艺术家评为金酸莓，而把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评为金棕榈。应该警惕这有时候会沦为一种简单的姿态。若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对一个作品的深度理解和客观阐释。

盛葳：昨天在发言的时候鲍栋和刘礼宾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提名会不会被模式化。

崔灿灿：所以你看前一段Artbaba评的批评家，艺术家评的金三鹿批评家，看来艺术家也认为还是年轻的好。

刘礼宾：对何桂彦的还有看法吗？

盛葳：孙逊那个作品我也看了，作品本身做得还是做得不错，还是有点儿类型化，刚才鲁明军也说了这种东西挺多的。

鲁明军：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套路。

刘礼宾：怎么去解读，不是说好与不好的问题。

何桂彦：切入的角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