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字球组合－沙发》1992年，沙发、宣纸、墨汁

杨诘苍：《无题》174x130cm，水墨、压克力、纸本裱于画布，1994

张羽：《指印2009.6.19（局部）》，宣纸、水墨(空间装置)，2009

在讨论当代水墨的变迁之前，我们需要对与水墨相关的一些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理论界曾使用过多个概念：现代水墨、实验水墨、表现水墨、都市水墨、观念水墨、抽象水墨等。由于立足点不同，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有较大的差异。譬如，“现代水墨”便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在面对传统水墨时，它主要体现为一种风格学上的意涵，特指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或水墨样式;在面对西方现代艺术时，它又具有了某种文化身份的指涉，即一种承载了东方精神和具有“中国样式”的水墨;在面对当代艺术时，它又可能成为一种时间上的概念，特指“八五新潮”这段时期，以形式先决和文化反叛为目的的水墨实验。因此，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因语境的不同，其内涵也在发生流变。因此，本文所谈到的当代水墨，特指在过去三十年中，不同于传统水墨的创作范式与品评标准，且具有现代风格和文化现代性诉求的水墨创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水墨是在反思文革、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因素并没有对当代水墨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作为一股合力，共同营建了当代水墨发展之初的社会与文化语境。

　　文革结束后，国家在文艺战线实施了自上而下的“解禁”与“放松”政策，尤其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文艺界看到了艺术复苏的希望。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中国美协举办了“全国美术作品展”，也正是在这届展览上，“伤痕美术”滥觞，并迅速掀起文革后第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艺术思潮。虽然“伤痕美术”与当代水墨的发展并无太多联系，但作为改革开放在思想与文化上的症候，“伤痕”所具有的批判态度与反思意识对新时期艺术的复苏，以及艺术家创作观念的改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伤痕”的批判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领域展开的话(主要是对文革进行反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憧憬现代化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社会批判的视角逐渐由政治领域转入文化领域，而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最终使其衍生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一批知识精英急切地寻找改革开放的出路，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找到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然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极左路线与文革动乱后，几乎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民主建设的制度资源均已消失殆尽。更为紧迫的是，由于有西方艺术参照系的存在，同时迫于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压力，以及源于文化现代性的焦虑，传统因其内部的陈旧、衰落、僵化、固步自封几乎成为了阻碍社会变革的绊脚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似，80年代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潮是反传统的。而且，反传统的力度与思想启蒙互为张力，而反传统的目的之一就是“渴望西化”，这在当时以《河殇》为主题的六集电视专题片中可见一斑。

　　在这股反传统的文化浪潮中，传统水墨自然难逃厄运。作为一种文化表征，传统水墨，尤其是文人画，不仅在前现代社会居于绝对主流的地位，而且它还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语言体系、创作范式、审美标准与品评原则。实际上，在艺术领域，反对传统水墨画与文化领域的反传统同出一辙。在1985年7月发表在《江苏画刊》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中，李小山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传统中国画发展到了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的时候，已进入了它的尾声。尽管当代中国画并没有放弃继续在中国画园地的辛勤耕耘，但所获的收效甚微……”李小山对中国画创作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莫过于那个振聋发聩的观点——“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反叛与颠覆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水墨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从实际的创作来看，反叛与颠覆的对象，及其追求的目标也是不一致的，大致来看，有两种倾向表现得较为突出：一种是主张放弃传统水墨的笔墨程式，通过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风格。这一脉络的艺术家主要以阎秉会、李津等为代表;另一种是彻底地摒弃传统水墨的笔墨语言和表现方法，甚至力图颠覆传统水墨得以维系的整个文化与审美结构。例如，谷文达的《乾坤浮沉》(1985年)，整件作品基本上是由泼、洗、冲的方法完成的，同时，时空错置的空间意象，以及艺术家对图像的引入，让作品弥散出一种浓郁的超现实主义气息。对于艺术家而言，放弃用笔，等于就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入画标准和依存于笔墨之上的审美趣味，对于作品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在整个80年代中期的水墨实验中，谷文达对传统水墨的反叛都是最激进的，也是把这种反叛的文化态度保持得最为彻底的艺术家之一。事实上，和前两种倾向比较起来，还有一种水墨的发展趋势也应纳入当代水墨的范畴。当时，以周韶华、李世南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主张将水墨画的创新与对时代文化精神的表达结合起来，在寻求现代风格营建的同时，在题材上也应予以更新。

　　事实上，80年代的水墨变革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一个艺术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学、文化学，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之所以反叛与颠覆会成为那个时期的基本文化特征，其核心之处还在于艺术家对文化、主体性、艺术的功能与意义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简要地说，在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下，有三个问题对当代水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