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0年8月27-31日，我参加了由《天涯》杂志社和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主办的“首届青年博鳌思想沙龙”。王晓明、蒋子丹、张志扬、孔见、李少君等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媒体的20余位年轻学子出席沙龙。沙龙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下设两个议题，一是当代中国认同，二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生产机制。提交的论文涉及国际关系、三农问题、文学史反思、文化生产机制等。我提交的论文是《帝国叙事与认同政治的重构》。以下是我在最后圆桌会议上的简短发言。

非常感谢主办方！感谢各位！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论坛，非常受启发，也非常有收获。更重要的是，还让自己陷入了很多困惑。

齐泽克有一篇文章讨论“忧郁”，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很忧郁。什么是忧郁?简单说,就是一方面对现实不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拥抱现实。

1．历史与现实

尽管我们都试图历史化地看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已然是一个去历史化或断裂于历史的时代了。（这不是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终结，与意识形态无关。）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恰恰是在历史断裂的时代，我们更要历史化地去看问题。但事实上，好像没这么简单。昨天王晓明老师和我们闲谈时，谈及现在的网络游戏对我们的知识生产机制的影响和改变。对此，他说很多受过文学史训练的学生反而切不进去，当然也有年龄的原因。我当时就在想，时代的确变了，但更重要的是，你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纽带将它衔续起来。可问题是，我们现在又力图历史化地看问题，包括我自己，最后发现，当我们将自己置于历史的脉路时，有时候它已经偏离了现实的轨道，甚至与现实无关。

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比如杨华兄对于乡村、宗祖、家庭的诉求，我非常认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宗祖的瓦解、家庭的理性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杨华这种类似卡尔·波兰尼的反向运动史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反思对文化是否有效。毕竟，家族、家庭、伦理更多还属于文化的范畴。

2．文化与社会

一方面，今天的文学、艺术、文化研究都已经跨到政治、社会领域了，这已经是很普遍的一种范式了。比如，这次姚丹老师、冷嘉的论文，非常受启发。也包括罗小茗老师语文课程改革问题的讨论最后也回到国家的问题。以及慧瑜关于电影的梳理。这里面，不管这样的分析到底是否合理，但是这种方法的确为我们重新认知文学艺术，特别是社会政治开启了新的视野。因为，艺术家的眼光不同于常人的眼光。包括上午张伟栋老师关于李泽厚的言语分析与整个社会政治变动的关系。

从另外一个方面，我又看到了人文与社会之间张力的一面。我想，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关怀是，文化如何提升社会。这就关系到，我们要诉诸什么样的文化。

3．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

也许是因为论坛主题，所以，看得出来提交的论文大多是有用之学，即便从无用之学出发，但最终还是诉诸有用的层面。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萧武兄和李云雷老师关于毛泽东的重读。当然，我不否认，他们的阅读背后有着很深的思考和立场自觉。甚至可以说，阅读本身就是立场。但是我宁肯把他们当作一种无用之学。也就是说，阅读本身就是目的。当然，它能有用，就更好了。其实很多时候，它又的确是没用的。这是事实。

我要说的是，强调无用之学并不是否定和排斥有用性。反之，恰恰是为了更深地切进它的内部。昨天姚丹老师评价慧瑜论文的时候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进入作品话语内部时，我们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它是很复杂的。因此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呈现复杂性，而不是为了证成自己的立场而遮蔽复杂性。比如陈寅恪写柳如是，实际上背后隐含着很深的关怀。好像她也没有信服谁、尊崇谁。余英时先生作过非常精彩的分析。

4．立场与问题

通过这两天的讨论发现，其中有很多老师同学的立场是非常鲜明。对此，我很尊重，也自愧不如。但是我又在想，过于鲜明的立场会不会成为我们进入问题的障碍？我们为了证明和维护自己的立场，有时候不得不有意地遮蔽一些东西。很容易将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点，不是普适价值，就是政治体制，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想理想的状态是问题与立场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强调立场，而忽视了问题及其复杂性。

我并不是反对立场，我强调的是如何表达立场，如何让立场更有效，而不至于沦为一种廉价的表态。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立场本身没有高下，但表达有高下。左派里面有高下，右派里面也有高下。高下不是取决于对于立场的坚定程度，而是深度介入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我们而言，做好学问可能比表达立场更重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