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我看来，今天真正的批评无非两种。一种是历史性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多为艺术批评家或美术史家所为。它是基于一定的知识资源和思想立场，通过对作品及艺术家的深度解读，体现艺术的当下价值及其历史意义和定位;另一种是哲学性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多是哲学家所为。对于哲学家而言，尽管对象是艺术作品，但在这里艺术只是其思想的载体而已。就像亚里士多德讨论索福克勒斯，海德格尔思考凡高，福柯探究玛格利特，德勒兹分析弗朗西斯·培根一样，艺术对他们而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思想，归根诉求的还是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没有了哲学考量，也不意味着哲学家就没有了历史意识。更多的时候，二者实际上是相互重叠的，只是各自侧重略有差异。

　　如果这个划分成立，那么，当我们反思当代艺术批评界时，发现其实更多的还是属于第一类，即历史性批评，今日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也多在这个范畴。寻绎晚近三十年的变迁，这一代批评家对于当代艺术兴起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或许正是因此，他们也难免忽视了批评本身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及理论的进深与新变。事实上，这一代批评家都有着相对系统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特别是他们基本共有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已成为他们批评立场及问题意识的基本支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批评都如出一辙。对于艺术而言，从来都是关乎个人经验的发生。在批评实践中，经验几乎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自然也决定了他们个人之间批评风格的差异及诉求的不同。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经验之为经验也并非只是个体感觉及感知层面上的一种反应，如此还不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即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及理论的批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思想资源对于当代艺术批评家及其批评实践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这并不是说，既有的当代艺术批评及批评家缺乏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思想资源的一部分。曾经看过一段易英先生的自嘲，颇多感味。他是这么说的：

　　今天想请批评家来策展、开研讨会，是非常难的事情，不是说批评家有什么架子，而是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意义。……最难的是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你要说的话大家都知道，你往那里一坐，都很不好意思。你要说什么大家都知道，又要说这几句。他要说的我也知道，所以大家都很尴尬。[2]

　　对于批评而言，某种意义上这也很正常，因为这关乎到一个批评立场的相对稳定性的问题。但是，这也很不正常，因为这意味着，批评一旦被既有的理论结构和知识系统所设定，自然导致处理问题的脸谱化、简单化和教条化，其非但不能深度进入问题，更无法揭示问题本然的复杂性。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对问题不敏感，也不是没有立场，而是缺乏对立场及其理论根源的深度理解。这便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资源绝非、也不能是固定的，它是一个知识体系不断得以重构的过程。

　　重构知识体系并非是从一个知识结构转向另一个知识结构，比如，从尼采主义转向亚里士多德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转向韦伯主义，从形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毋宁说，它是一个不断交叠、渗透、转化的过程。问题就在于，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没有过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思与批判?我们在接受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福柯及德里达等现代、后现代理论的时候，有没有过对这些理论本身的反省和检讨?……这样的追问，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今天批评普遍失语不是因为不前卫、不异质，而是因为太前卫、太异质，不是因为不知道福柯、德里达，而是因为缺乏对这些已知思想资源本身的反思，缺乏对既有知识结构突破及对自身理论体系重构的自觉。

　　有时候，我们以为发现了真理，殊不知真理本身已经问题丛生了，其已经去真理化了，或已经不是真理了，甚或本来就不是真理，更遑论解决我们的问题。通常而言，艺术创作就是源自自我对现实、历史及内心的高度敏感性，而批评家一旦缺乏同样的感知及对思想理论资源的有效调动，只是生搬硬套自己所坚持信奉的某一观念或立场，自然去艺术及其问题本身愈来愈远。你信奉批判理论，他尊崇解构主义，我迷恋诗学思想，这些都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我们须对批判理论(包括解构主义、诗学思想等)及其历史脉络，特别是对其现实的针对性形成一个基本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此前提下，须对其不断予以检省和反思。这便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思想、文明的源头，重新认识、清理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结构，不断地往回走，不断地予以反思、重构。

　　当然，批评之为批评还不仅在于思想资源，其本身实已关涉到批评家及其批评的问题意识，包括对艺术作品的判断。通常而言，批评源于两个层面，一是批评对象，即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问题意识，另是批评家自身的问题意识。两种问题意识是互动的、重叠的。一方面，艺术影响批评，促使批评家生成问题意识，并以此重构自己的知识谱系;另方面，批评也可能影响艺术。相对而言，批评家基于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对现实和历史的判断显得更为审慎和理性，其中可能会启发艺术家的问题意识和思考向度。当然，这样的影响极其少见，因为艺术家的创作并不受任何他者(包括批评家)可能的限制。就像凡高对于海德格尔、培根对于德勒兹一样，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艺术就是艺术，批评就是批评。

　　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观念基本上贯穿了我这一两年来的思考。自然，也引起其很多批评家、艺术家的质疑，甚至是极其尖锐的批评。其中，最富意义的问题是：当代艺术批评到底有没有理论的边界?是不是所有的思想、知识都可以被挪用到批评实践中?

　　在我看来，强调批评家的思想资源，强调回到思想、文明的源头，强调重构自身的知识谱系，并不是说理论没有边界，或者说，对于当代艺术批评而言，什么都可以成为思想依凭，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成为理论根据。这的确值得我们警惕。因而，在此提出理论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基于自我反省、检讨的结果。

　　这几年来，自己大量的时间花在西方古典哲学及经验主义政治思想的阅读。不可否认，这与当代艺术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尤为诸多师友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有朋友便问，画画与宪政如何搭界?有的提出，艺术批评有没有能力承载政治哲学这样强大的价值体系?有的怀疑，本质主义的追问是不是对批评家要求太高了一点?有的则直接问，批评就是批评，与真理何干?……对我而言，回答这些问题，非己能力所及的。但我不妨将其根本归结为一点，即经验主义及政治哲学理论与当代艺术批评有没有沟通的可能性?在此，我无意为自己辩解，只是在试图澄清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看看当代艺术批评到底是否存在理论边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