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批评家年会的三个议题（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当代艺术史写作及艺术批评中的争论）都是近年来批评界讨论最热的话题。单就“国家”意识的问题，我就先后参加过三次讨论，一是邹跃进老师和贾方舟老师策划的“叙事中国”成都双年展，二是黄专老师策划的“国家遗产”展览，三是前不久上海大学和《天涯》杂志主办的青年思想沙龙。讨论的都是“国家认同”问题。

尽管我们无法肯定以上这些艺术和学术活动与去年建国60周年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是否有关，但是，我们在看待这些发生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大的前提，包括所谓的“中国崛起”、“文明复兴”等诸如此类的话语背景。除此，去年以来的很多艺术事件或作品我想或多或少也都与此有关。比如我们昨天讨论的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建构之维”展，包括徐冰的“凤凰”，等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常常所理解的体制内/体制外、官方/民间、中心/边缘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如此简单。这一点也是昨天我们小组讨论的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个共识性前提下，集中讨论了以下这么四个问题。

一 个体、启蒙与政治逻辑

黄专老师在讨论前的引言中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代艺术的‘国家’意识”这样一个议题本身就将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是对国家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反思与认同，比如“天下”、“帝国”等等；另一个是现行体制。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实际上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因此它能不能代表国家，这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如果理不清思路，盲目地看待当代艺术院问题，很容易演化为一种集体性的道德讨伐。这是值得警惕的。因此，他认为这里面更重要的一个政治逻辑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该如何深刻清醒地认识和理解我们自身的政治逻辑及政治价值，它与西方的那套逻辑和价值是不同的。反过来，对于批评家而言，更多是个体的问题，所以应尽量避免被这些事件所纠缠。

就此，杨小彦老师也提出，不要过分地负面评价当代艺术院的问题，因为一旦过度，很容易变成一种姿态。更何况，在座的哪位不在体制中呢？

孙振华老师在对中西民族国家历史的简单梳理的基础上，重申了“国家、社会、个体”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尽管结束了皇权统治，但国人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纠结中。而今，如果说像世博会这样的属于国家机器的产物的话，那么批评家年会则属于社会，而这里面更重要的则是作为个体的公民自觉。正因如此，他认为，作为个体公民必然是国家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或部分个体，就一定能代表国家。这一区分需要明确。

现实无疑是复杂的，不过在顾丞峰老师看来，也并不尽然，实际上根本问题还在于能不能回到原点，即启蒙的问题。这是从五四至今的一个基本共识。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艺术院之类的问题根本就不必谈。

皮道坚老师回应了上述各位老师的观点。他提醒大家，那些所谓当代艺术院的院士，最终都是个人的选择。因此，作为民间社会力量的批评界对这样的事件不必过分在意。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为除了这些院士，还有更多的艺术家和艺术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认同黄专老师所说的OCT青年艺术计划如“小运动”这样的实验。他认为这些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这些当代艺术院和国家画院肯定是不会关注的。

这让我想起秦晖的一句话，他说，自由主义并非强迫每个人都去吃西餐，而是赋予每个人自主选择吃西餐还是吃中餐的权利。而当我们一方面高呼自由与启蒙，另方面又以毫无节制的心态针对一件事情、特别是针对某个人的选择大加挞伐的时候，可能不是在启蒙，而是离启蒙越来越远了。这样启蒙或许就与我们独特的政治逻辑相关。诚如黄专老师所说的，单以启蒙概括中国当代艺术显然是简单化了，何况从来就没有一个大写的中国当代艺术。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一个无立场的立场，通过“国家遗产”这个课题，试图进入中国政治内在的复杂结构，从而清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

二 政体、国体与知识分子

马钦忠老师在发言中重申了知识分子立场。他认为自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足性越来越弱，而对体制化的热衷却越来越强。他举了苏联索尔仁尼琴的例子。尽管不同的时期，遭遇、立场都不一样，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始终没有放弃。

杨小彦老师也以苏联为例。他发现苏联的当代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过程惊人地相似。他没想到20世纪同样国家体制下的艺术竟然也表现出非常的一致性。他说，史料证明，苏联也有王广义，甚至还有张颂仁。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政体与国体是一体的。或者说，是政体在绑架者国体。因为否则的话很多事务没法落实。所以，对于简单的反抗他表示极大的怀疑。

对此，马钦忠老师并不认同，他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处境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反抗姿态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杨小彦老师而言，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还包括国际语境和国内语境繁复纠葛。站在国内语境，我们有政治体制、社会公平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国际语境看，诸如主权、资源等问题同样是我们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两个语境及其问题还纠缠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应是简单地表态，而应付诸更深的内在反思与实践。就此，邹跃进和皮力老师附和，今天没有必要急于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

记得杨小彦老师也提到了，在现代政治结构中，政体与国体是分离的。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现代政治是不是最理想的或是普世的政治结构，但问题在于，当知识分子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还能做什么？

皮力老师通过自己亲历的两个事情，就当代艺术与国家这一复杂关系及其背后的国际语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蓬皮杜的“国家”意识，二是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及其“国家”意识。两次都让他对我们常说的“国家”意识产生极大怀疑。比如他提到，顾德新拒绝参加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而且，在奥运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2009年5月，顾德新在常青画廊举办个展，并宣布从此拒绝参加任何展览。再比如艾未未，尽管针对的是中国问题，但政治价值观还是西方的。结果是，两位都被“封杀”。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深具政治自觉和问题意识的时期。而这恰恰是要超越简单的国家意识。但今天很多人，一方面批判体制、批判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在政治上投机。可能这更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