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美读书时，便得知批评家王林在1993年写过一篇《奥利瓦不是中国的救星》，至今，这篇文章依然是研究90年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现象的重要文献。此次，奥利瓦再次来中国，他的行为和他所面临的环境显然与上次大相径庭。奥利瓦的归来让错过九十年的艺术家，未经历九十年代的批评家着实体验了一把救星降临的“奇观”，并有了可与奥利瓦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实是不是“救星”已无所谓，现在与九十年代已今非昔比。后殖民主义批评已成为过去，西方那自以为是的态度早已不能主宰一切。当代艺术在中国依然活跃，在西方却已了无生气。

奥利瓦策划的这次抽象展，留下了如下几个公共性的物理痕迹：

1、参展艺术家的作品；2、一篇画册文章；3、展览当天的演讲；4、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研讨会。

当前，我们对奥利瓦这次抽象之行的研究也只能基于这些痕迹。无论是“伟大的天上的抽象”，还是“大象无形”，题目对于奥利瓦的策展意图来说毫无讨论的必要，通过奥利瓦的文章，我们也丝毫没有看出内容和题目有什么关系。所有对奥利瓦这次抽象之行的讨论都绕不过这几个问题：1、通过作品、文章和演说，奥利瓦对中国抽象下了哪几个判断？2、这些判断有没有超越中国批评家对抽象判断？3、奥利瓦之于中国抽象的意义重在他的学术判断，还是他的国际身份？4、如何看待这次事件与90年代威尼斯事件的区别。

之于中国抽象，奥利瓦向我们传递了哪些判断？奥利瓦这次对中国抽象的干预，给我们带来的皆是一些结论性判断，并没有什么分析，也就没有什么艺术家个案的解读。这对于一位中国策展人和批评家来说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在奥利瓦选择的艺术家中，除了李向阳和刘刚之外，其余13位艺术家皆是高名潞先生“极多主义”与“意派——中国抽象三十年”展览中的艺术家。面对中国诸多抽象艺术家，奥利瓦先生能够做出选择，已经表现出他的观点。通过奥利瓦的文章和几次讲话，我们可以大体总结奥利瓦对中国抽象艺术的几点认识：

1、 中国抽象是消极的健康的乌托邦，这与西方积极的乌托邦形成对比；
2、 中国抽象是个人化的，精神性的，这与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波普形成对比；
3、 中国抽象有强大的道德性；
4、 中国抽象体现的是中国的道和禅；
5、 中国抽象是观念过程和观念载体（形式结果）的平衡，并强调观念过程的重要性；
6、 中国抽象依然与几何有关；
7、 中国抽象是对画框的突破；
8、 中国抽象强调视点的运动、时间流动性；
9、 中国抽象总是倾向于一种完整的形式；

其实在研讨会中，与会者就提到了这样一点，奥利瓦的很多观点都与高名潞的极多主义和栗宪庭的念珠与笔触重合。面对这种观点重合的现象，奥利瓦无法解释它的独创性。但是，作为一位国际批评家，他了解每个地域的文化格局，因此，他势必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判断。奥利瓦的国际视野不容置疑。他提出的意大利超前卫就是为了反抗北美波普艺术的滥觞，以个人性来抗击非个人性。

1993年选择中国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同样是基于他对中国国际文化地位的判断。这次光顾中国的抽象，他在演讲时也明确地说：“我要把不为西方所知的中国抽象介绍到西方去”。奥利瓦的国际视野恰恰会成为中国批评家批评的标靶，如何桂彦在《奥利瓦的“偏见”》一文中就指出了奥利瓦国际视野的局限性。暂且不论这种局限性，奥利瓦毕竟做出了一些与中国批评家的判断相似的结论，这已经说明了我们当代艺术自身理论建设的成绩。问题的关键是，现在不是奥利瓦来给中国抽象下判断，而是中国批评家在用自己的判断来衡量奥利瓦对中国抽象判断的妥帖性。

无论如何，奥利瓦这次对抽象的判断并没有超越中国学术界对抽象的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他并没有对中国抽象艺术造成多大的曲解。所以，奥利瓦之于中国抽象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他的国际策展人身份，也就是说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扩大中国抽象艺术的受众空间。现在我们需要转变的态度是：批评家不要再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给予奥利瓦“痛击”；艺术家也不要以为自己参加了这个展览就会与众不同。上个世纪政治波普走红的事实已经过去，假如中国抽象沿袭了波普艺术的命运，那即是中国抽象的可悲之日。中国抽象艺术成立的根本依然是本土理论系统的建立，引进“外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