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法院已经给出本案的宣判结果，本想此事就此罢了，孰料刘向东又出《再说明》一文，随引起笔者一些不得不说的想法。其中刘向东说“被告说我为人不行，我得提醒他记往：参加“89大展”的《哲学手稿》丢失我没有告他；“89大展”负责人们决定不许做行为艺术，他叫我帮忙看着点以免出乱子，我答应了，就放弃了做剧烈的行为艺术；叫我去广州我就去广州，叫我去北京我就去北京；还有很多“小事”……。到底，到底，到底谁的为人不行？”这段话使我不得不注意。

从“现代艺术展”留下的《人员分工表》看，不仅是刘向东，而且还有很多艺术家都参加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艺术家帮忙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事，整个展览不仅是策展团队的事情，而是一个集体事业，比如西南的毛旭辉等，北方艺术群体的王广义、舒群等，西北的曹涌等人对展览筹备和正常展出付出的不知比刘向东多多少！当时展览停展后，艺术家杨志麟负责抄录了整个展览几百件作品的明细！还有更多艺术家做了更多的事情……这些又岂是刘向东看看展场能比。更可笑的是，刘向东竟然把“放弃了做剧烈的行为艺术”归罪于策展人的临时任务安排，可笑。其逻辑也就是，刘向东当时没有出名，没有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是高名潞先生的错！？

刘向东参加89大展的作品丢失一事，我想知道的是，高名潞先生在展览结束后，一再催促艺术家来京取作品，刘向东为什么没有来取？反倒近20年后，发现作品值钱了，被拍了，才想起老帐。聪明的艺术家在展览结束后，早早把作品取走，自行保存了。作品的丢失，只能是刘向东自己的问题。

高名潞先生确实叫刘向东去过广州，那是无名画会展览巡回展出时。当时我已经跟随高名潞先生读硕士半年有余，也参与了无名画会展览的策展和出版工作。我所知道的是，正是在去广州之时，刘向东才在高名潞先生的引荐下认识了后来资助他个展的考先生。如果没有广州之行，刘向东何来一年后的北京个展？这趟广州之行收获还小吗？

刘向东所谓的“叫我去北京我就去北京”，是因为我们当时正在编辑《85美术运动》一书。刘向东来京后，希望在书中增加他当时80年代美术活动的资料，凸显自己，贬低他人，被我们断然拒绝。最后，我们仅将他的一部分资料收入书中。关于提供资料的事情，我确实很感激刘向东。但是，难道把他的资料在书中发表，对他没有好处吗？作为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资格”，这不是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吗？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刘向东只把这事看做他对别人的施舍，而不把它们看做别人对他的恩惠！2007年刘向东来北京，除了提供一些可供出版的资料外，任何事情都没有做！他那次来京的目的，我想更多的是想找高名潞先生和考先生确定他个展的事情，而非帮我们编辑书籍。

刘向东对事实的歪曲到了我不能忍受的地步，所以不得不把一些小事喋喋不休地叙述出来。刘向东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一再指向自己“为人不行”的事实。我想，真正背叛朋友者不是别人，正是刘向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