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当代艺术开放展”前,我跟邵养德老师讨论我即将实施的《在小学打猎》,他说,“如果把地点改在动物园的猴子笼前,‘杀鸡给猴看’,会不会更有意思?”
现在,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好时机。
今天下午,王健给我打来电话,“有人在网上骂你……”
放下电话,我打开了“中国艺术视窗网”首页,惊奇地发现我的作品《在小学打猎》的大幅照片,首先是兴奋(受宠若惊),再一看标题:《极端的“行为”正蔓延传染》,就变得有点失望了,不过,心情不久又好了起来,因为,在小学实施杀鸡时,我只是想把鸡杀给被知识动物园驯服的猴儿们看,显得比较轮廓,现在,“中国艺术视窗网”作为我的作品的合作者,把不知怎么被他们搞到的大幅照片悬挂在这个知识动物园大门口的锁链上(网络媒体),好象是在帮助我刻画作品的细节,谢谢!
杀鸡给知识动物园里的猴儿们看:极端的“行为”VS极端的知识牢笼
《极》文中写到,“……这一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极端的“行为”正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虽然,前卫艺术家热衷于此使人无法理解,但是,它的社会影响却暴露出了文化现象在当代的许多问题。”
我想,作者对《在小学打猎》的极端看得一目了然,可是,他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极端”一定很麻木,也许他手无扶鸡之力,但是他的智力在书写这篇文章时正在为他所赖以生存的“极端”增添一份强力,为一堵极端得无以复加的极端之强再加一块砖,为一只已经固若金汤的铁笼再上一把锁,我觉得他一定对自己的极端是麻木的,否则他不会不理解“前卫艺术家热衷于此”。
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徐悲鸿?为什么徐悲鸿选择了写实绘画而不是其它?
为什么我们的美术教育仍建立在几百年前文艺复兴时期对解剖学的兴趣上?为什么我们的美术教育还建立在一百多年前对外光的兴趣上?
能不能在美术学院的课堂上画没有解剖的抽象画,或连画都不用画,直接搞装置?
我们什么时候丧失了童年时胡涂乱鸦的天性?
什么时候平民百姓表达自己的权力被剥夺?
当他们鼓起勇气拿起画笔的时候,是如何被一种看似好心,实则是权力的帮凶的话语击跨的?——你的造型能力不行!你不会素描就不可能会搞艺术……
什么时候大家开始广泛地接受——搞艺术必须首先学会素描,色彩,速写?
什么时候大家竟然害怕不懂素描的艺术?拿起笔就像拿起一把危险的刀。
为什么一种闲言碎语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它让人觉得,除了经过长期的训练,获得专家的认可,是不能搞艺术的。
一代一代的年轻艺术天才怀着梦想要踏入中国仅有的几所美术学院,然而令人不可思议到熟视无睹的是:这个地方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妨碍你成为一名艺术家。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然而从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开始,每一位艺术天才就要逐渐走向一条被驯服为熟练工匠的道路,以写生为核心的基础课入学考试意味着:在多如牛毛的艺术流派之中,只有当你选择了具像写实的道路时,才具备了考试的资格。权力选择具像写实是很自然的,通过对形象“像”的要求,实现政治正确的目标,任何辩不清形象的东西都让权力有不安全感。然而清一色的官方美术学院几乎是通往“艺术”的唯一道路,几乎所有的艺术天才在这一入学考试的关卡中,要么服从这种具像写实的艺术八股,对于什么抽象,拼贴,超现实,波普,大地,多媒体,表现,新表现,前卫,超前卫,现代,后现代……只能假装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要么放弃“艺术”,选择一条残酷的流浪之路。
如果有一些人采取了权宜之计,暂时服从了艺术八股,想在进入美院之后再大显身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进入美院后,整个的教学机制就是一个最终把活生生的人驯服成为一台机器的机制。在大学的前三年半时间里,这个机制不会鼓励学生进行创作,而只是进一步地训练学生最终掌握艺术八股,在以素描,色彩,速写这些写生课为核心的基础课上,至多能做一些娇揉造作的夸张与变形。在这一阶段,会有少数人忍受不了这种驯服机制而加入考前已经形成的艺术流浪队伍。
写生的基础课以老师的打分作为奖惩手段,而大学时光的最后半年的毕业创作就是彻底的一幅艺术八股。在毕业展上,理论上不会出现非八股的作品,除非有人选择放弃学位和毕业证。
毕业之后,灵魂已经基本上被榨干,这些艺术僵尸终于从被别人驯服走向驯服别人的道路。
仅从国画,油画,版画三大系中都带有的“画”字,我就可以说,艺术不但不能奢望成为文化,文明的先锋,就连国家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都跟不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电影,电视,电脑和网络,广告等多媒体所构成的图象世界,绘画已不是艺术主流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艺术的教育为什么仍固执于这样的极端?
昨天,我看到在一个宣传窗里挂了几幅国画,它们出自一名后备军官之手,那技法十分拙劣,我看到了一颗对权威惧怕的心,而不是一颗要表达自我的心。
艺术什么时候成了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游戏?
什么时候艺术以艺术之名把艺术赶尽杀绝的?
我知道,那位军官不是跟一个三流画家学画,就是看了一本三流画家写的书。当然,大多数的人会说,要学艺术,当然要到艺术学院学,当然要拜艺术大师为师。可是,有多少人意识得到,在走向艺术学院的道路上,我们要帮助完成多少权力的运作?要成就多少人的就业?而这些运作又是如何在人们心中进一步强化一种艺术权威的观念?
“入门”时,我们是不是要上学习班?是不是有钱多的人可以找好老师,或者本人跟权威关系本来就良好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是不是没钱的人只好跟美术学院的学生学,因为他们收钱少得多?我们想一想,这个时候,学习艺术跟艺术本身还有多大关系?是不是几乎所有的学习都要指向进入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那些只是想“提高素质”的学习者有没有发现,即使他的出发点再单纯,也无法摆脱这一整套“专家——学习者”共同构成的权力,经济的运作机制?
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权威,艺术学院又是如何与具体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
在美术学院里,专家,权威,教授如何树立他们的地位?
首先,与其它专业的情况一样,所有要成为专家,权威,教授的人,早已经从他们上小学开始就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驯化,方式是通过考试等以机器面目出现的强制,凡是不适应者,将被淘汰出局,从此生活在文明的边缘,他们将失去质疑权力的机会,因为,权力,让生活在文明边缘的人只能思考基本的谋生问题,因为,只有在文明内部,才可以享受各种生活的便利,因为,加入文明俱乐部,就意味着,国家的暴力机器就会多多少少地为他服务。
其次,美术学院的专家,权威,教授通过发表专著,论文,在画展中获奖来树立他的地位。
然而,授予专家,教授,权威资格的机构指定了候选人发表成果的地方——指定核心刊物,美协控制的全国美术展览等,而这些刊物,展览,机构的把关者指定了发表观点的范围,而这些尺度最终归权力所掌握。
权力对于艺术有明确的管理,它必须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政权的稳定。我们看到,艺术在此时的含义已经离一种任性的表达有多遥远了。
艺术,完全被整合进入权力的运作,他从最高处,一层一层地释放它的强力。
其实,它就像一幅真正的画,这幅画以“自然”的面目呈现给任何人,它让每一个人对这种强制的自然深信不移,让被权力排斥到边缘的人痛苦得摸不着头脑。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失去发声的勇气?
什么时候人类的发声被权力霸占,用暴力管理?
什么人有权发声?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声?
窗外的小鸟并不在意她们鸣叫的时间,地点,方式,可是人不行,在他们想说之前,必须考虑,我能不能叫?我该不该叫?我有没有必要叫?我怎么叫?向谁叫?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敢歌唱,生怕被别人指责不懂旋律,节拍,五线谱?如果说唱歌的权力不被音乐家,音乐权威霸占,那么至少我们必须让音乐家点头。
声音,是一种重要的统治形式,权力通过声音控制人,只有被权力认可的声音才有可能被公布,发行,收归声音系统,继而成为新的控制因素。
曾经让权力不安的摇滚乐,朋客最后都被权力招安,成为无害的东西。没有任何规则的朋客也有了规则——狂喊,噪音。这样的规则迫使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顾是否有狂喊的理由,只知道必须狂喊,因为这是传统——有出息的人都狂喊,都愤世嫉俗。
在极端的空气里杀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见地平线
什么时候分工的错综界限搅乱了知识的地平线?我们天天吃着鸡肉,却无比惧怕正眼看一下对鸡的屠杀,我们温文尔雅的在电脑前巩固着日益清晰的贫富差距的鸿沟,这样的鸿沟实际在杀人,敲着键盘杀人的人吵这嚷着保护一直注定要被杀死的鸡,这样的假慈悲只有灵魂被榨干的才敢大言不惭地说。
前几天我登上华山顶峰,可是我看不清楚地平线,我很担心,我不能看见我所赖以生存的地平线,“权力就是他总是能看见你,而你却总是看不见他。”
我能不能看得清地平线?
我们每天在不知是谁,不知是如何打造的舞台内忙忙碌碌的在完善着这个舞台的细节,却永远无暇,无权去过问这舞台的前提与蓝图。
我们在巩固着一种越来越完善的强制和极端,却对这极度极端里的一丝小涟漪兴奋不已。
很简单,我要在小学打猎,我要让教室见血,用这血去映照已经凝固发亮得看不清猩红色的,构架知识牢笼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血。
2002-1-15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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