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曾浩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位于京承高速旁的酒厂艺术区里，树上点缀着点点柿子的橘红色，与艺术家曾浩从未谋过面，循着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曾浩的画室，进门的第一点感触就是，这不就是一幅放大的曾浩的“某时某刻”吗？在偌大的画室中，各种家具和画具渺小的散落在各处，我们的谈话也很快进入状态。

也许历史的确有赋予一代人以独有的精神气质的神奇，出生于南国少言寡语的曾浩身上那股隐藏的桀骜不驯、不受束缚的劲儿总能在言语间透露出来，幼时被父亲“逼”着画画的经历，那时一定是极尽抵触之能事，但在今天曾浩想必还会心存些感激，从抵触变为习惯，由习惯转而热爱，天底下任何一件事都不会是生而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如同成功的人不是天生就长着成功的细胞，这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曾浩的心态的一部分。

如曾浩这样被大众瞩目的成功画家，也曾经历过毕业后找工作的艰辛，经历过事业中途受挫的失意，当年懵懵懂懂中走到了抉择的三岔口，相信这些后来想起来已模糊不清的经历，是助使曾浩的思想一点点成熟的诱因。

“我不太相信人的创造能力，也不太相信人作为个体与别人的差异。当我面对一个人时，我相信我的感受就是他的感受，只是有时生活的空间不一样，生活的轨迹不一样，而导致了一种局限性。”

正是曾浩身上这种平静的特质，使他总能把眼光落脚到各种奇怪而有趣的关联关系中，对于生活，曾浩有太多的质疑，那些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被忽略的事物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曾浩一直以来都以平等的方式呈现物质，他的画中，总能为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小人物找到存在的位置，桌、椅、沙发、儿童玩具、飞机、汽车、自行车、男人、女人，他将大的变小了，小的却放大了，在空旷背景中，人绝非画面的主宰，而曾浩日复一日地，以这种有趣虚构的视角描画着原本拥挤的生活空间。

曾浩的作品都以具体的时间来命名，经常被视为无意义的时间点在生活中不被关注的流逝掉，曾浩却将他们收集起来，窥探其中被遗漏掉的价值。散漫、空虚、寂寥的情绪因着空阔的背景蔓延，而吸引人的恰恰在于画中透露出的智慧的浪漫情怀，曾浩的作品总能在生活化的情调中讲述现实，人与物的现实，人与人的现实，这些现实使得曾浩的画具备了强烈的人文关怀。

在曾浩最近的作品中，对于室外空间的描述再次被放大，记录下他时常观察到的望京的天空、街道和走过的行人，让人品读到他凝结在血液中的气质——疏离于人群的宁静，在拥挤纠缠的物质世界中，曾浩总在试图为自己辟出一块平和广阔的心理空间，然后把这片经他重建的世界重又挪回到画布上，不同心情的人，可以从曾浩的画中找到不同所需。

《东方艺术·大家》：你最早是如何介入绘画的，是因为个人兴趣还是家庭环境的培养？

曾浩：文革期间，父母都到了一个农村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艺术，所以在农村那段时间父亲就带着我在农村里面写生啊，画树等等那些东西。那个时候谈不上什么兴趣。后来反而让我觉得画画是件挺没意思的事，因为那个时候挺小，包括后来从农村回来以后开始读书。父亲是大学老师，教化学的，一放学，他在办公室看书就把我拉进去画画，画一些素描之类的，我当时也挺烦的，每天被弄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感觉被他折腾。其实父亲要不那么折腾肯定也不会觉得没意思的，那时父亲每天都管着，都得画，觉得挺烦的。后来到中学毕业的时候选择学校，其实我考四川美院附中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画画，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考一个最容易考的学校，离开父母，离开云南，任何一个学校只要我能考上我就去上。当时我高中毕业连大学都没选择，就选择了考四川美院附中，当时觉得是最容易的，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就考了四川美院附中。在那种情况下，造成当时读书就特别不认真，从来没用功的去读书，离得远父母没有办法管我。附中毕业以后，当时也没考上大学就又回到云南去了。两年以后觉得也不能那么混了，就决定考中央美院了，其实我真的喜欢上画画是在中央美院毕业之后。

《东方艺术·大家》：你是1989年从中央美院毕业的，当时你们那一届毕业生很多因为当时的环境而没有找工作，你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出路呢？

曾浩：当时找工作都比较困难，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到四川、广东绕了一圈找工作，因为当时找的也不是特别上心，有点像玩儿一样，也没有仔细认真地考虑过，就是有点半途而废，联系的差不多就跑掉了，联系的差不多又跑了，最后混了一年也没有找到工作，就开始会到云南去，在昆明教育学院当了老师，那个学校是主管中学美术教育的。在那个期间，有一件事给了我一些出动，让我觉得应该认真地对待画画这件事，当时我有一个发小，他当时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工厂好像是属于残联的。他看我找工作找得特别辛苦，他就说：“你找个项目，给你筹些钱让你来做，你要做成了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当时这件事对我来所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我当时并没有探究这个事的真实程度有多高，当时想了很久，如果没这个事我也不会仔细思考画画对我的意义，如果我要介入，如果这个事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可能以后我的道路就完全改变方向了。当时觉得这个事是我面临的一个选择，毕竟刚读完书，正规地学艺术就学了8年，在四川美院附中学了四年，在中央美院又学了四年，出来就稀里糊涂就放弃了作别工作，觉得有点不甘心，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我应该认真对待了。

《东方艺术·大家》：你当时毕业了之后回到昆明，正是中国国内文化思潮比较活跃的时期，你所处的地域是不是远离这个中心，跟政治波普、艳俗艺术这些距离有一些远？你那时候的作品是一种什么面貌？

曾浩：政治波普和艳俗艺术离我是比较远，但当时国内新生代这一批，也就是方力钧这一批人，那样一种生存方式和人的状态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我觉得当时我的思想和那种状态比较接近，因为可能跟我们的经历有关，人的整个状态真的变得特别虚无。我当时回到云南的时候我画的画，我觉得跟玩世有比较贴近的东西，不过老方他们更有一种文化政治化的因素，而我的作品好像更生活化一点。其实都关心社会只是有不同层面的东西。我在昆明待了两年以后，后来就决定去广州。去广州的原因，实际上我觉得，那样一种呈现方式，在当时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一开始觉得我也是，因为那种东西不是说谁来模仿谁的问题，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当时我想可能走一段能够更好的发展。

《东方艺术·大家》：你是想远离吗？

曾浩：也不是远离，是希望走一段之后个人的特色更加鲜明一些。后来我觉得我在云南画了两年之后也没有走得太远，我自己当时感觉，像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种逃避社会的感觉，跟现实其实是有点逃避的，一种被架空了的感觉。好像只是一种共性的东西，缺少一种很个性化的表达。所以后来我决定去广州，因为这种生活的差距比较大。

《东方艺术·大家》：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曾浩：大概是93年吧。当时我面临着另一个选择，当时刘炜他们就劝我去北京跟他们一起做展览，一起工作啊。后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存在和心理状态不一样，而且对事情的把握程度也不一样。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比较缓慢地行走几年，我就决定去了广州。

《东方艺术·大家》：那时候从93年，就是从以前一直到93年作品风格上有一些变化吗？你的生活经历发生一些变化了，在作品中有没有呈现出这种变化？

曾浩：当时我的作品一直延续到95年底，那会儿没有参加什么展览，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就这样一边画一边想，一直到95年、96年才开始有一些转变。

《东方艺术·大家》：是有什么人，或者是一些什么事情？经历上一些思考？促动你的画发生变化的吗？

曾浩：因为想变化，能够把我这种行业走得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挖掘出来。当时不满足于那样一种生活，所以我决定去了广州，在广州慢慢开始变化，感受到一些东西，思考了一些东西。

《东方艺术·大家》：你为何会选择现在这种叙述表达方式？这种呈现生活感受的方式一定是因为某些事情给予了你触动，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曾浩：其实对于我的一个原因，一个很真实、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刚去广州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帮朋友，大部分是跟我差不多的一些大学刚刚毕业一年两年的年轻人，很多人靠临摹西方大师的作品，画一些行画为生计，从四五百块钱一张画，画到2000块钱，3000块钱，5000块钱一张，在几年内生活状况不断变化，之后就有了一定的积累，开始做一些大型雕塑，都是做行活，开装修公司之类，挣了一些钱以后，就买房子，我看了他们那么一个完整的过程，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很大的房子，能买上房很不容易，以前也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房子，在房子上花了很多心血，特别精心地装修他的房子，完了有一天请我去他的新居，一进去给我的感觉，像一个酒店，很豪华，很虚假的一种豪华，进去就要把鞋拖了，移动一下他的桌椅板凳，都生怕把地板给弄坏了，买的那些桌椅全部用塑料纸包着生怕弄坏了，就是那种经历，非常令人震撼的感觉到人和环境、空间、物质的关系特别有意思。本来努力工作，梦想让生活更自由、更随意、更舒适。结果发现，努力了半天，在那个环境里根本搞不清楚是这些椅子为人服务，还是人为椅子服务，人在里边特别拘谨，我当时觉得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跟一把椅子差不多，同样是一个摆设，并不自由，小心翼翼。这样一种生存空间，人与环境的这种关系我感觉特别有意思，实际上我原来就对这种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一直有兴趣，但是没有找到很准确的表达方式。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东方艺术·大家》：人在非常豪华的空间里面，会显得非常渺小，或者人本身的位置会被奢华的物质所淹没。看你的作品像家居生活里面的元素，家具，交通工具，甚至建筑跟人本身都被缩小了，在画面当中，好像是一种看起来很零散，很松散，或者是随意的，但是，你觉得在每一个安排上是随意的吗？有原本的秩序在里面吗？

曾浩：我安排的作品还是有秩序在里面的，有一个参考。每一张画都在做一种不同的尝试，一种很感性的，你要说具体的，每一张画的目的很难说，人有时候其实是有很感性的一面。

《东方艺术·大家》：看你的作品，大部分的题目都是按照日期作为你作品的题目的？而且通常画面当中有一些生活元素在画面当中出现，这是不是你对生活的感受，你的记录，你同意用“记录”这个词吗？或者是“记录”的方式？

曾浩：其实我最早开始时候，非常刻意，实际上我早期的画中有一些东西是不出现的，比如说像电视机，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比如画电视机或者其他什么，有一些东西带有很强的一种文化符号的意味，而当时我画的时候，我想让人感觉是一种，别人看了一个杯子，看到的不是功能性的它是喝水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习惯了以后，就会形成思维的惯性，不会再去观察它，但假如我们改变一个角度，看成跟这个没关系的时候，你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一种不同的体验。所以在我的作品中，物件在大小，或者在体积比例上被打乱了，每个人看到会有一种自己的判断。

《东方艺术·大家》：你作画时候的判断是什么？你的视角，很多读画的人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你自己的初衷呢？你是想来记录你对生活的记忆，还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感受？

曾浩：其实，我的作品画面都比较平，这跟我们一直以来受的教育和习惯的叙述方式有关，我们都习惯中心式的叙述方式，突出一个重点人物，叙述任何一个事件都要有中心。就像读书的时候，通常看完文章以后，大家写中心思想等等，这包括文章里面叙述因素，对人的一个叙述，对环境的叙述都有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其实一个事情发生，对于我们来说，那种感受是很交叉的，很平行的一种关系，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东西是最突出的，什么东西是不突出的，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它是一种平行的感受。另外我为什么选择这种时间来记录作品的比较多，当时我选择的时候，不是说只是为了记录一幅作品的次序，我当时选择这个是有一种叙述方式在里面的。就是，你从那种一般的描述的时候说，比如说1988年12月25号几点几分，给人感觉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描述得很具体，这个日子在某一个时间段让你停顿。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人生都面临一些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比如说读书，高考、工作等等很多重要的抉择，考验你把握机会的能力，某个时刻你是否抓住了机会，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可能改变你的一生。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会怎么样？其实这种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每天重复不断的那种很日常的生活决定你的一生。

《东方艺术·大家》：就是如何看待所谓的人生转折点？对于人生来说，很多人生的命运可能是有很多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来决定的，在你看来这种历史时刻是淡化的，实际上起作用的就是一个人是否活得很尽兴，作用力平均分配到了每一个平常的日子，而并不是那种历史时刻。

曾浩：是各个时间点，平常好像觉得挺没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