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在《草叶集》的序言中说：“最伟大的诗人具有一种不那么明显的风格，是他本人的一个自由的传达渠道。”惠特曼之说表达的是，风格与被艺术家感知到的母题的意象是一致的，是天赋的，不具有任意而为的选择性。

赵刚的其人其作恰当地印证了这句名言，在为数众多的架上绘画作品中，赵刚的作品属用才情和天赋驾驭观念的一类。十六七岁青春年少的赵刚曾是重要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成员，天赋的叛逆和不羁的性格，使赵刚具备了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力量。他从21岁离开中国赴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省立美术学院留学，后留学美国，在纽约瓦萨尔学院哲学系读完本科后，进入纽约著名的巴德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主修试验电影。因此，赵刚的个体意识和理想主义的情结并不同于成长于国内环境的同辈，赵刚的艺术经历与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充满变数和不可测，这使得他的绘画呈现出一种幽默的观看以及批判的姿态和立场，以一种疏离的表现主义的叙述语调，表达他的青春记忆与成年后面对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冲撞与矛盾，这种冲撞与矛盾只有如赵刚这类拥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生活背景的艺术家，才能体验得最为深刻。

近年来，架上绘画注重观念指向却忽略视觉本体的习气正愈演愈烈，但赵刚的风格依然故我，笔触翻动、跳跃、堆积着充满感性的色彩，朴拙里带着爽利。赵刚出生于文革期间的成长经历，使得无论是红色娘子军在记忆中留下的清晰痕迹，还是为政治服务的主旋律视觉图像，都曾在某个时间段充斥艺术家的脑海，阴郁、冷酷、悲怆、麻木……温情、优雅、恬静、敏感……两种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情感和个性在赵刚的艺术世界里令人震惊地融合交汇。其实，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本来就很矛盾，只是赵刚以其强烈的态度把这种矛盾夸张了，便于观众更清晰深入的洞察。赵刚从不避讳对“性”主题的热衷，并隐喻性地将这一主题贯穿于他的作品中，严肃的主旋律图像被赵刚“不严肃”地加以调侃，“不规矩”成为他创作的基本情形，并将之作为现实叙事的主要框架。永久消失的故事在他不断的检索中，重归于社会公共领域，赵刚所创造的存在，舒适与不舒适感同在。“绘画性”的语言与“反绘画性”的消解同时呈现在赵刚的作品中，并融合为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

对“绘画性”的追求其实是赵刚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在西方后现代艺术语境中浸淫多年的赵刚，并未彻底被同化，反而强烈的认为绘画是表达自我的最佳方式。这里我所言的“绘画性”，是针对所谓的艺术性，或不可复制性而言的，而不仅仅指具象的造型。西方的艺术史发展脉络中，文艺复兴对于“绘画性”的推进是一个重要节点，当时复兴的不完全是被中世纪遮蔽的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还开创了将绘画的绘画性因素纳入科学系统和理性认知的传统。文艺复兴之后，绘画性渐次被不同的艺术家和艺术流派所阐释，而“绘画已经死亡”之说也只有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才短暂地符合逻辑——如波普和极少主义绘画出现，试图取消传统的绘画性，挪用、拼贴、解构的方法大行其道。但大量的艺术实践和接受实例仍然表明，绘画在夹缝和困境中最终被绘画本身所找回。事实上，漫长的艺术史中绘画在方法论上的积淀，以及它所挖掘的视觉深度基本都超越了其他媒介，甚至可以说其他媒介的造型艺术形式均与绘画有美学上的“血缘关系”——尽管它们有的采取了与绘画截然不同的表述方式。对此有清晰认识的赵刚，从未曾摒弃架上绘画的语言方式，而是不断在二维平面的“绘画性”领域寻找表达情感和观念的合理途径。

并未真正意义上进入现代主义的中国艺术，某种程度上，还面临着不完全与西方相似的处境。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到目前阶段，图像已成为最便捷的绘画形象和想象的资源。对于绘画本身，甚至对人们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获得新的图像而言，这都是一种考验。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网络广告等生产了无数廉价的图片影像——异质于眼睛所获得的世界的假象，大量充斥的图像资源，乍看起来似乎使绘画变得容易了——艺术家可以通过数码科技、电脑等手段获得最初的形象资源，易于传播的视觉图像也更便于艺术家复制或生产出一批大同小异的作品，进而迅速吸引大众或媒体的视线。而与此悖反的另一极矛盾也同时凸现出来，甚至具有更大的杀伤力——绘画形象资源的廉价和“美”的过剩极易导致整个创造和观赏群体的“审美疲劳”。上述种种迹象都表明，在中国，目前架上绘画的境地变得更艰难了，绘画的技术性纯粹成为“观念”的载体和附庸，而失去了原本的生命力，这是针对绘画的艺术高度而不是现实境遇而言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难度。

面对技术和认知层面地艰难处境，在如今这个读图或影像时代，“绘画性”必须对那些轻易可以获取的图像做出超越，以“异质的书写方式”对图像做出回应，而不是毫不费力、人云亦云地，用一般化的、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绘画技艺大量复制普通照片的表面效果。画家必须具有在有限的视觉资源和话语模式中求得艺术美学力量的能力，将绘画从狭隘的具体的绘画作品的意义上发展为“绘画事件”——经由技艺而成为“事件”，从“纯粹”走向“不纯粹”——以实现它在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价值。

赵刚的绘画中另一个重要特征便在于，对于图像的利用，他强调的是对艺术边界的拓展，强调对过去精英绘画的颠覆，追求艺术与现实边界的破除，以及对政治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反思。因此，赵刚作品中对图像的运用，完全不同于中国当代艺术流行的借鉴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来制造图像的方法。赵刚的绘画从审美趣味上正是通过便捷体验艰难，通过泛滥懂得节制，通过杂音辨听低调。从这个角度来讲，赵刚的绘画又具有了“反绘画性”的特质，是一种以反绘画突破绘画的表现方法，一种通过描绘形象从而记录形象消失过程的绘画，也就是说，绘画性只是赵刚说话的途径而不是终点。赵刚从不在一件具体的作品中过分强调某种属于“个人标识”的形象符号，绘画语言不是他为了达到某种视觉效果而采取的“取巧方式”，而是寻求使其作品从戏仿经典的前提下出走成为艺术，进而赋予作品巨大的美学力量，这是赵刚的创作正在践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