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岩的“权力空间”，刘勇的“同志们”和王南溟的“手机号码”，是2007年上半年的三个展览，前两个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后一个在重庆501艺术基地展出。如果我们用阐释的评论来面对这些展览的话，它就会延伸出新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用艺术家的意图与特定的社会情境指涉来形成对这三个展览中作品的判断，这也是今天的一种批评方法论。

1、 直面权力空间

消费文化的滥觞，不仅导致了艺术的功利主义和享受主义，而且以歌舞升平的假象策略性地遮蔽了依然存在的重大的社会性问题。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开始了对艺术市场的疯狂追逐、对个人名利的盲目追求，不仅放弃了原本的“实验性”态度和批判立场，而且转向了对“专利图式”的角逐。在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前，梵高已成为一个永远湮灭的童话，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品市场上几位数的成交额。此刻，现实的利益取代了精神的光辉，马尔库塞所宣扬的“革命性”也已沦为金钱和市场的奴隶！

在这个权力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里，市场与体制对艺术的联合收买使得艺术的任何“革命性”与“反叛性”都被宣判无效。在此土壤中萌生的那些追求“专利图式”的艺术创作本身就演变成为一个值得批判的问题。即使是表现政治题材的艺术家所呈现出来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也成为了游戏规则中艺术家明哲保身的“金丝宝甲”。因此，艺术创作不应该继续成为一个问题。每一个具有社会正义感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艺术家所要做的应该是直面社会并批判其中所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督促社会的民主化和文明化进程，从而使艺术成为监督社会道德的武器而不应成为专利图式卖场中的一个特设摊位。

艺术家渠岩并没有同那些选择政治题材而又操持暧昧态度的艺术家一样与社会保持了一定的批判性距离。相反，他是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呈现了社会中众多问题的一面——权力。他在作品中放弃了任何的审美趣味，而以一种真实的、赤裸裸的呈现方式，同时运用了举例和对比两种手法试图将真实还原给大众。渠岩的这批摄影作品〉权力空间》囊括了众多干部的办公室，总的来讲分为两类：企业单位干部办公室和事业单位干部办公室。在企业单位办公室中，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彰显自己财富和野心的“代码”：财神爷、龙虎或鹰的字画和工艺品以及显示自己宏图大志的类似“运筹帷幄”之类的横幅，而鲜少见到与政治有关的符号；比如在江苏省某董事长办公室中，左右墙面上各挂了两幅字，左边是“高瞻远瞩”，右边是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花开富贵如荼如火”。对联的正中还摆放了一件龙的刺绣品。桌面上有一个猛虎的小工艺品。其中所彰显出来的是胆识和对财富的追逐以及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在事业单位的办公室中，无一例外的张贴着各种各样诸如党旗、领导人照片、“先进单位（集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类的政治符号。例如在山西省某村长办公室里，墙壁的四周全部都是党的思想教育宣传栏：“三个代表加强支部建设”、“实践三个代表调整产业结构”、“村民自治群众明白”。办公桌上插着国旗和党旗。然而在这幅摄影作品里面，最为特殊的还是办公桌上两个摞在一起的投票箱：“投票箱”和“第二投票箱”。艺术家正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向大众展示权利的公共性。然而，无论是企业单位干部的办公室还是事业单位干部的办公室；无论是财富权力的代码或政治权力的符号，艺术家都是在表现自己对民主权利的热望和对公共权利的期待。

就在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的同时，伴随经济的成长而带来的诸多的社会问题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暂时搁置。有人将这种权力的腐败和浮华、奢侈的作风简单地归结于计划经济的后遗症。然而，又有谁来关注过权力背后的“公共性”问题呢？权力本来凝聚和体现了公共意志，代表了一种公共机构和社会意志行使的公共力量。而当权力的“公共性”被某个个体所篡夺，将权力视为囊中之物，并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时，权力的公共性也备受浸染。当个人私利日益膨胀而无视权力的公共属性时，人性的贪婪也开始大行其是，并进一步腐蚀了权力的公共性。对健康民主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呼吁正是渠岩通过《权力空间》所要表达的内容。

办公室极尽奢华比赛式的争奇斗艳似乎也把公众赋予的权力当成了标榜自己身价的外衣。自市场经济时代以来，政府与企业开始分离，政府官员不再兼职企业、企业家也严禁从政。似乎，权力与金钱已经分界。然而，从“有钱可使鬼推磨”、“金钱万能”的论调中，我们不难看到权力与金钱的整一性。古有石崇和王恺比富，现有各类干部比“面子”——办公室装修的豪华程度就代表了他们各自的面子。办公室越是豪华，自己脸上就越有光彩。人性的贪婪开始在权力面前进一步膨胀。这种攀比的风气也一再被要求严惩。虽然中办国办前不久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并一再严禁办公室奢华之风，然而顶风作浪者也不乏可陈。权力本来是公众赋予某个人或某群人的，当这些人手持人民的权力，拿着人民的钱财装修人民的办公室而往自己脸上贴金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人民是否同意了！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力让位于专制而成为摆设，当权力的公共性妥协于个人私利时，渠岩正是通过这种政治符号和财富、地位的隐喻，而引发出大家对权力公共性和民主问题的思考。

2、当文革不再是一种盈利符号

当张晓刚、王广义成为国际大展的宠儿、当代艺术市场上的枭雄之后，文革符号似乎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市场上的热门股票。一批批急功近利的年轻当代艺术家开始策略性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挪用、拼贴文革符号，妄图打进国际市场从而一夜扬名。他们除了向国外友人展示了所谓的“东方情调”和“异域风情”从而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的阶下囚之外，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本土化问题。固然，文革给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带了无法磨灭的回忆，甚至也给他们带来了价值观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仅凭几个文革符号，就可以宣称自己“当代”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此，我们必然要追问：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语境中，我们需要怎样的当代艺术来结束这种“媚外求荣”的拙劣表演呢？

同样是表现文革题材，艺术家刘勇最近的这批新历史画可以说是对他整个艺术创作过程的一个完美诠释，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艺术观念。在他的作品中，文革不再是一种盈利符号，而成为了他关注“人权”、批判社会道德的独特的艺术语言。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都是一些曾经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与王广义的政治波普不同的是，刘勇试图抛弃“对与错”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向观众传达一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外一个。比如中国的太极，它也是二元论的典型例子。但是，在这个二元论的世界里，充满了主观臆断和不公平评价。“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每一个个体都不能单纯地被评价为好人抑或坏人，“好和坏”二元论判断模式把一个人描述得过于平面化，过于主观化。意识形态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作为一个为“人权”而奋争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锲而不舍地关注着这些社会问题，为争取个人的权益而摇旗呐喊。

从他原来的写实主义历史画《重庆谈判》、《帝国的葬礼》到现在的这批新历史画，刘勇追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历史观始终没有改变。他一直都在以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人权”而呼喊。正如王南溟在他《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中所提到的：艺术家作为一种主体性的身份（不同于后现代要去掉主体性），而且这种主体性始终在他的社会结构中并始终关注的是公共领域，而使艺术家成为了社会科学的艺术家而不是个人的、美学的和抽象的宗教关怀的艺术家。在他原来的作品，比如《重庆谈判》中，他将正面人物（毛泽东）和反面人物（蒋介石）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并让他们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帝国的葬礼》中，他又不遗余力并试图从另外一个看待历史人物的新角度来重新诠释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帝国的缔造者——希特勒。包括在这批新历史画题材中，他对文革时期反面人物的“人性化”处理，并通过作品中人物图像的暗示，来表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人性的真实状态。

姜文在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不断发誓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刘勇前期的写实主义历史画正是在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说真话，但过于裸露的感情使他成了一个激进的艺术家。他的激进过于哗众取宠，以至于掩盖了他思想上的光芒。任何所谓的真话其实都是带有些许个人的倾向在里面。或许刘勇在创作他这批新历史画之初，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此他找寻到了一种更为恰当的还原真实的方式，那就是“隐喻”。一枚毛泽东徽章的头像被他拿来直接挂在作品上，或许其他的都不是那么的真实，但是这个徽章是真实存在过的。它现在已经被消解掉了原本具有的严肃性，而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呈现着。这似乎也成了观众找寻刘勇作品中历史真实的一个坐标。此外，他的这批新历史画《同志们》主要利用了现成的文革历史照片，并运用了反相和涂沫的处理方式。他用这种影子化的模糊效果来呈现人性的真实，可以说是有违常理。但是，相隔多年之后，记忆中的某些形象总归是模糊的，他用这种模糊的形象来呈现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让更多的人们自己去理解、去评价那些本来就真实存在的东西。

刘勇之所以大胆采用文革题材、使用文革符号，一方面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充满了刻骨铭心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是想表达那个时代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因此，相比于历史画家这个称呼，他似乎更像是一个做观念艺术作品，关注“人权”、批判社会道德的“人权艺术家”。文革时期的人们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普遍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价值判断而选择盲目地跟从与崇拜。因此，这样也很有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人立场的转变而导致整个群体的悲剧。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尤其是牵扯到各自利益关系的时候。人在一个社会里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向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飘渺的地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因此，当昨天本来属于美好的东西变成今天邪恶的势力，当人们今天瓦解昨天由自己建立起来的神圣时，一种集体虚无的意象就产生了，人们也开始困惑了，什么才是美好的？什么又是邪恶的？美好和邪恶之间有分界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人性本身困惑了并开始不堪一击。或许刘勇的作品会把答案告诉这些充满疑惑的人们。

3、双重涂鸦：黄桷坪原生态涂鸦艺术卷土重来

黄桷坪涂鸦工程结束之后，充斥于黄桷坪大街上所谓的“办证”、“修下水道”、“租房”之类的原生态涂鸦已经逐渐消失。然而政府的这项“善意”的形象工程最后却演变成了一种扰民行为。姑且不谈其实施过程给周围居民带来的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单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政府在黄桷坪实施此项工程却忽视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因此，对健康、民主、公正的权利运行机制的呼吁显得如此必要！

王南溟曾专门对此在重庆501艺术中心H2空间做了一个名为“手机号码”的涂鸦艺术展，借此抗议黄桷坪大街上的这种以艺术的名义而操作的政府行为的涂鸦工程以及在这项工程中所浮现的种种公众权利的缺席等问题。在这个展览中，王南溟把曾经存在于黄桷坪大街上诸如“办证”、“招聘”之类充满手机号码的原生态涂鸦艺术搬到处于黄桷坪正街上的501艺术中心的展墙上来。鲍栋在他的《涂鸦的反讽》里面这样评价这个展览，“这时候，那些堂而皇之的涂鸦因毫无自由精神而降格为一种劣质装饰，甚至成为一种视觉暴力，而原本令人讨厌的“牛皮癣”反而成了一种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出现于纽约东村的地铁，也曾出现于柏林的隔离墙，只是那里比这里更加自觉。”黄桷坪大街上这些以艺术的名义包装出来的涂鸦艺术只是政府为了自己“面子”工程和产业效益而使用的一件道具。在政府的这种文化政策之下，涂鸦艺术已经不再纯粹，至少它已经失去了本应该具有的原创性、实验性和反叛性而沦为了商业运作和商业炒作的工具。面对公众权利的缺席，政府的自主行为已经违背了公正、民主的权利运行机制。那么权力的公共性问题更应该纳入到我们应该要观注和讨论的视野。或许这正是王南溟的“手机号码”所要告诉我们的。

然而，笔者近日在黄桷坪街头看到“办证”、“租房”之类的涂鸦开始慢慢出现在政府涂鸦过的墙壁上，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黄桷坪大街上原来存在的“手机号码”显然具有一定的功利目的，或者属于合法或者属于不合法，但是从城市自身的形象考虑，政府将其作为一种影响市容、市貌的行为而一视同仁并对其全盘打击。而现在出现的这种涂鸦上的涂鸦，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种“草根涂鸦”和“政府涂鸦”的相互叠加。黄桷坪双重涂鸦的呈现也是在申诉着纯粹的涂鸦艺术是不会向体制和权威妥协的，因为它的本质本身就是反体制、反权威。因此，可以这样说，黄桷坪大街上所呈现的这种双重涂鸦已经成为一种对体制和权威抗议的符号，也是一个政府与大众对公共权力的对话。如果说王南溟的“手机号码”只是对纯粹的涂鸦艺术和权利的公共性和民主性的呼吁，那么现在黄桷坪大街所出现的这些涂鸦上的原生态涂鸦才是对体制和权威的直接抗衡。或许可以这样来说，黄桷坪大街上的这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各类“手机号码”正是王南溟“手机号码”展的外延展，是一个横穿黄桷坪大街、呼告民主和公共权利的大型展览。这些双重涂鸦的呈现一方面是对政府涂鸦形象工程的反讽，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民众自觉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这些复苏的“手机号码”是对近年来政府采取文化政策而使艺术区失去其纯粹性的反问，同时也是对在政府行为中是否施行公共权利的拷问。

面对政府的这种自主行为，媒体、杂志也随声附和，一起为政府高唱赞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王志亮在他《兴建艺术区？还是策划旅游区？》一文中说，“这些媒体一味地对这项公共项目献媚，并最终导致了读者对事件的判断能力的丧失”，“这也充分说明了，权力部门依靠执行部门强行改造公共设施的事实”。媒体和政府的强强联合使得公民的民主权利一再退席。权力的民主性和公共性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公民的权利开始在体制和权威面前失声。话语权已经离开公众而转移到了少数执权者手中。

久违黄桷坪的这些手机号码的重新回归一方面是在彰显一种公众的声音，一方面也是在影射权利运行机制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从而呼吁更为民主和健全的体制改革。尚且不说兴建艺术街是否阻滞艺术自身的发展，仅从它自身建设来说就暴露出了依然存在的很多诸如如何行使行政权利、公民的民主权利如何保障等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急需正视和改革的问题。黄桷坪原生态涂鸦艺术的回归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

然而，政府行为的涂鸦艺术和原生态的涂鸦艺术相互混合在一起，“政府涂鸦”和“草根涂鸦”的互相叠合倒也相映成趣。一方是权利运作的产物，一方是自发性的涂绘；一方在为政府的文化政策大唱赞歌，一方又在为公民权利的公共性和民主性摇旗呐喊。这两个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双重涂鸦并排在黄桷坪的大街上，浩浩汤汤。他们在相互抵触、相互映衬之中，形成了黄桷坪一道滑稽而又无奈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