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晓刚、王广义成为国际大展的宠儿、当代艺术市场上的枭雄之后，文革符号似乎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市场上的热门股票。一批批急功近利的年轻当代艺术家开始策略性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挪用、拼贴文革符号，妄图打进国际市场从而一夜扬名。他们除了向国外友人展示了所谓的“东方情调”和“异域风情”从而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的阶下囚之外，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本土化问题。固然，文革给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带了无法磨灭的回忆，甚至也给他们带来了价值观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仅凭几个文革符号，就可以宣称自己“当代”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此，我们必然要追问：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语境中，我们需要怎样的当代艺术来结束这种“媚外求荣”的拙劣表演呢？

　　同样是表现文革题材，艺术家刘勇最近的这批新历史画可以说是对他整个艺术创作过程的一个完美诠释，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艺术观念。在他的作品中，文革不再是一种盈利符号，而成为了他关注“人权”、批判社会道德的独特的艺术语言。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都是一些曾经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与王广义的政治波普不同的是，刘勇试图抛弃“对与错”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向观众传达一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外一个。比如中国的太极，它也是二元论的典型例子。但是，在这个二元论的世界里，充满了主观臆断和不公平评价。“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每一个个体都不能单纯地被评价为好人抑或坏人，“好和坏”二元论判断模式把一个人描述得过于平面化，过于主观化。意识形态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作为一个为“人权”而奋争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锲而不舍地关注着这些社会问题，为争取个人的权益而摇旗呐喊。

　　从他原来的写实主义历史画《重庆谈判》、《帝国的葬礼》到现在的这批新历史画，刘勇追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历史观始终没有改变。他一直都在以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人权”而呼喊。正如王南溟在他《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中所提到的：“艺术家作为一种主体性的身份（不同于后现代要去掉主体性），而且这种主体性始终在他的社会结构中并始终关注的是公共领域，而使艺术家成为了社会科学的艺术家而不是个人的、美学的和抽象的宗教关怀的艺术家”。（1）在他原来的作品，比如《重庆谈判》中，他将正面人物（毛泽东）和反面人物（蒋介石）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并让他们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帝国的葬礼》中，他又不遗余力并试图从另外一个看待历史人物的新角度来重新诠释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帝国的缔造者——希特勒。包括在这批新历史画题材中，他对文革时期反面人物的 “人性化”处理，并通过作品中人物图像的暗示，来表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人性的真实状态。

　　姜文在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不断发誓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刘勇前期的写实主义历史画正是在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说真话，但过于裸露的感情使他成了一个激进的艺术家。他的激进过于哗众取宠，以至于掩盖了他思想上的光芒。任何所谓的真话其实都是带有些许个人的倾向在里面。或许刘勇在创作他这批新历史画之初，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此他找寻到了一种更为恰当的还原真实的方式，那就是“隐喻”。一枚毛泽东徽章的头像被他拿来直接挂在作品上，或许其他的都不是那么的真实，但是这个徽章是真实存在过的。它现在已经被消解掉了原本具有的严肃性，而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呈现着。这似乎也成了观众找寻刘勇作品中历史真实的一个坐标。此外，他的这批新历史画《同志们》主要利用了现成的文革历史照片，并运用了反相和涂沫的处理方式。他用这种影子化的模糊效果来呈现人性的真实，可以说是有违常理。但是，相隔多年之后，记忆中的某些形象总归是模糊的，他用这种模糊的形象来呈现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让更多的人们自己去理解、去评价那些本来就真实存在的东西。

　　刘勇之所以大胆采用文革题材、使用文革符号，一方面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充满了刻骨铭心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是想表达那个时代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因此，相比于历史画家这个称呼，他似乎更像是一个做观念艺术作品，关注“人权”、批判社会道德的“人权艺术家”。文革时期的人们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普遍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价值判断而选择盲目地跟从与崇拜。因此，这样也很有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人立场的转变而导致整个群体的悲剧。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尤其是牵扯到各自利益关系的时候。“人在一个社会里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向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飘渺的地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2）因此，当昨天本来属于美好的东西变成今天邪恶的势力，当人们今天瓦解昨天由自己建立起来的神圣时，一种集体虚无的意象就产生了，人们也开始困惑了，什么才是美好的？什么又是邪恶的？美好和邪恶之间有分界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人性本身困惑了并开始不堪一击。或许刘勇的作品会把答案告诉这些充满疑惑的人们。

　　注释：

　　(1)选自《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P11页 王南溟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7月版

　　(2)选自《当代西方哲学主潮》中译本 上卷 P182页施太格缪勒著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