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物：马良

访谈人： 张娜谢敏敏

访谈地点：瑞金宾馆咖啡馆

问：早期你做短片导演已经做得很上手了，为什么会突然转型，开始尝试艺术摄影呢？你认为你做导演的这段经历对你的艺术摄影创作有影响吗？

答：我大学毕业时是95年，毕业之后考虑自己工作方向的时候，我想到做电影。后来我想到去学习摄影，因为我发现摄影和电影用的设备是一样的。刚开始，我是从美术助理做起的。那个时候我的主要工作是导演的助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几乎学到了所有的电影技术。这样一做做了9年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我理想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利用我学会的做广告的一些技术来拍一部大片。因为电影包含了诗歌、美术、音乐等很多方面的东西。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不能通过做广告而达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矛盾了2年。后来，我就想转向美术，网络的发展也使我坚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作品做完就可以很快传到网上去，大家可以上网浏览你的作品，这样就相当于间接的做了一个展览。但是9年喧嚣的环境让我觉得安静的坐下来搞纯艺术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现在我已经适应了，也终于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了。现在的影像是非常受关注的，而我又先人一步接触了了影像，当别人开始作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两年了。所以，我还是很庆幸自己改行做影像。

问：作为70年代出生的你，在你的作品《不可饶恕的孩子》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青春迷离的色彩似乎与“青春残酷”表达的那种青春虚无、茫然是雷同的，你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这是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普遍的一种心态呢？

答：我前段时间也参加了朱其的两个展览：一个是南京的，一个是纽约的。70年的人现在也就30多岁，30多岁还算是一个黄金时期也是脑子最好的时候。70年代出生的人确实有着某些相似的特征。比如说我，我小的时候生活是很艰难的，当时我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那个时候也只有过年我才会有新衣服穿。但是到我18岁以后中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这种前后巨大的转变时常让我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把握不住，同时也让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可靠，甚至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虚假的。除了孩提时代那种纯真的感情之外，青春对我来说真的是残酷的。所以说如果出生在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如果对艺术是真诚的，那么这种残酷和幻灭感是会表现在他们作品中的，这也是必然的。

问：有的艺术家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面具，来表达一种人的虚伪，像曾梵志比较出名的《面具系列》。你有时也会给你作品中的模特戴上面具，当你使用这件道具的时候，你的初衷是什么样的呢？

答：我当时给这些模特套上面具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我的创作中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本人，而且是一个青春的团体。对于面具的颜色，我也选择了很久，最终我决定要用白色，因为白色更好地表现出这一点。而且摄影和油画还有点不同，那就是摄影艺术家在表现人物的时候，让人感觉就是在表现某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油画艺术家在表现人物的时候就不会让你明确感觉到作者具体表现的哪个人。在我的作品中“他们”已经不是“他们”了。

问：你觉得你的生活、家庭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答：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复杂的家庭。我父亲是一个京剧演员，科班出身的他因为良好的文化修养曾经被保送到苏联学习西方戏剧。因此，他把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特色结合起来，对中国戏剧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改革。但是他又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也是一个很暴力的人。我的母亲是一个演员，她年龄很大才成名，年轻的时候是很落寞的。而且我的父亲在文革的时候曾经受到过迫害，母亲也因此受到牵连。我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１１岁。因为父亲母亲怕文革给她留下阴影就把送到了农村，到我四岁的时候才把她接回来。当她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弟弟，觉得是我抢了她的爱，心里上就觉得很不平衡就对我“百般折磨”。后来我父亲平反后被释放，又带着我的母亲全世界到处跑，把我和我的姐姐留给了我姥姥照顾。但是因为姥姥当时年纪已经很大，姐姐又不断的“折磨”我，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而且当时中国时代的大变化让我觉得什么都不可靠，什么都会离我而去，所以我的童年记忆对我现在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但是我还是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艺术，因为它可以让人的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宣泄。

问：你的《棉花糖上的日子》中和展场的布置中都出现了云朵一样的棉花糖，给人似真似幻的感觉。你在使用这件道具的时候，赋予了它怎样的意义呢？并且你把它的场景定格在卫生间这样一种私密的场所，其中的意义何在呢？

答：我为“棉花糖上的日子”写过一段简短的文字：是烟云，是泡沫，也是一小勺糖膨胀出的巨大的甜蜜和幸福。棉花糖具有这些特性，可以表达我对我的人生的看法。生命本身是不完美的，是要消逝的，特别是这个消费时代，我们的生命消费和透支得更加厉害；有时很悲观，想到现实生活的无奈，直面我的内心感受的时候，我是个悲观者。但是我们还是有乐观的一面的，我和我同时代的所有的过客，我们都在故意的放大和关注自己的幸福感，这是必须的，是对宿命的无可奈何的反抗，也是妥协。选择厕所，正如你说的，是因为那里有有我们最个人最私密的体验。

问：证大现代艺术馆做的这个《知了》展已经突破了你原来的摄影范围，应该说是你很重要的一次展览。你在展厅里也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把它做成了空间，展场也设置了一些知了和打雷的声音，在给展览增添一些聒噪和嘈杂的同时，你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呢？你在展厅里面布置了一些昆虫、蜘蛛、金鱼类的黑色的动物，你的作品《禁忌之书》和《上海妈妈的好孩子》里面也出现了许多小动物。为什么你如此钟爱这些小动物呢？

答：我不是很明确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觉得艺术作品不应该那么沉默和高贵，在美术馆里安静地挂着，和观看者保持着距离感是种无聊的事情，有声音会比较好玩。生命本身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它是混乱和不可捉摸的。

就像昆虫，或者老鼠，或者卡通的变色龙，它们是我曾经的一种体验。它们给过我相应的感触，例如无法遏止的伤感，小小的爱怜，荒诞和恐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