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的滥觞,不仅导致了艺术的功利主义和享受主义,而且以歌舞升平的假象策略性地遮蔽了依然存在的重大的社会性问题。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开始了对艺术市场的疯狂追逐、对个人名利的盲目追求,不仅放弃了原本的“实验性”态度和批判立场,而且转向了对“专利图式”的角逐。在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前,梵高已成为一个永远湮灭的童话,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品市场上几位数的成交额。此刻,现实的利益取代了精神的光辉,马尔库塞所宣扬的“革命性”也已沦为金钱和市场的奴隶!
在这个权力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里,市场与体制对艺术的联合收买使得艺术的任何“革命性”与“反叛性”都被宣判无效。在此土壤中萌生的那些追求“专利图式”的艺术创作本身就演变成为一个值得批判的问题。即使是表现政治题材的艺术家所呈现出来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也成为了游戏规则中艺术家明哲保身的“金丝宝甲”。因此,艺术创作不应该继续成为一个问题。每一个具有社会正义感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艺术家所要做的应该是直面社会并批判其中所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督促社会的民主化和文明化进程,从而使艺术成为监督社会道德的武器而不应成为专利图式卖场中的一个特设摊位。
艺术家渠岩并没有同那些选择政治题材而又操持暧昧态度的艺术家一样与社会保持了一定的批判性距离。相反,他是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呈现了社会中众多问题的一面——权力。他在作品中放弃了任何的审美趣味,而以一种真实的、赤裸裸的呈现方式,同时运用了举例和对比两种手法试图将真实还原给大众。渠岩的这批摄影作品《权力空间》囊括了众多干部的办公室,总的来讲分为两类:企业单位干部办公室和事业单位干部办公室。在企业单位办公室中,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彰显自己财富和野心的“代码”:财神爷、龙虎或鹰的字画和工艺品以及显示自己宏图大志的类似“运筹帷幄”之类的横幅,而鲜少见到与政治有关的符号;比如在江苏省某董事长办公室中,左右墙面上各挂了两幅字,左边是“高瞻远瞩”,右边是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花开富贵如荼如火”。对联的正中还摆放了一件龙的刺绣品。桌面上有一个猛虎的小工艺品。其中所彰显出来的是胆识和对财富的追逐以及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在事业单位的办公室中,无一例外的张贴着各种各样诸如党旗、领导人照片、“先进单位(集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类的政治符号。例如在山西省某村长办公室里,墙壁的四周全部都是党的思想教育宣传栏:“三个代表加强支部建设”、“实践三个代表调整产业结构”、“村民自治群众明白”。办公桌上插着国旗和党旗。然而在这幅摄影作品里面,最为特殊的还是办公桌上两个摞在一起的投票箱:“投票箱”和“第二投票箱”。艺术家正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向大众展示权利的公共性。然而,无论是企业单位干部的办公室还是事业单位干部的办公室;无论是财富权力的代码或政治权力的符号,艺术家都是在表现自己对民主权利的热望和对公共权利的期待。
就在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的同时,伴随经济的成长而带来的诸多的社会问题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暂时搁置。有人将这种权力的腐败和浮华、奢侈的作风简单地归结于计划经济的后遗症。然而,又有谁来关注过权力背后的“公共性”问题呢?权力本来凝聚和体现了公共意志,代表了一种公共机构和社会意志行使的公共力量。而当权力的“公共性”被某个个体所篡夺,将权力视为囊中之物,并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时,权力的公共性也备受浸染。当个人私利日益膨胀而无视权力的公共属性时,人性的贪婪也开始大行其是,并进一步腐蚀了权力的公共性。对健康民主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呼吁正是渠岩通过《权力空间》所要表达的内容。
办公室极尽奢华比赛式的争奇斗艳似乎也把公众赋予的权力当成了标榜自己身价的外衣。自市场经济时代以来,政府与企业开始分离,政府官员不再兼职企业、企业家也严禁从政。似乎,权力与金钱已经分界。然而,从“有钱可使鬼推磨”、“金钱万能”的论调中,我们不难看到权力与金钱的整一性。古有石崇和王恺比富,现有各类干部比“面子”——办公室装修的豪华程度就代表了他们各自的面子。办公室越是豪华,自己脸上就越有光彩。人性的贪婪开始在权力面前进一步膨胀。这种攀比的风气也一再被要求严惩。虽然中办国办前不久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并一再严禁办公室奢华之风,然而顶风作浪者也不乏可陈。权力本来是公众赋予某个人或某群人的,当这些人手持人民的权力,拿着人民的钱财装修人民的办公室而往自己脸上贴金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人民是否同意了!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力让位于专制而成为摆设,当权力的公共性妥协于个人私利时,渠岩正是通过这种政治符号和财富、地位的隐喻,而引发出大家对权力公共性和民主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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