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０日，随着刘海栗他慢慢拉开丝绒帷幕，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位女性人体模特（裸体模特，下简裸模）登上了艺术史的舞台（１９１４年上海美专首次开办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人体写生课），但不过三天，该模特被其父发现，暴打后锁入房中，其父随后赶到学校责问校长，不日《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了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还有上海县长危道丰下令禁止人体写生课的消息。甚至到了后来连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都下令缉拿首犯刘海栗了。

李壮平父女

建国以后，人体模特长期处于禁苑之中。甚至在１９６４年的“四清”运动中，险些被康生的一纸文书葬送了生存空间，好在伟大领袖一句“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才把它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但好景不长，“文革”一暴发，模特写生立即遭到打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裸体作为教学条件才得以恢复，但对于模特，世人之厌恶之情不下于对待妓女。１９８７年，陈醉写了本《裸体艺术论》，居然成了畅销书，这与１９８８年末至１９８９年初，人体油画首次公开展出，门票价格在黑市翻了十倍，每天有超过一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排队如出一辙。这真是怪事，人们到底是喜欢还是厌恶见到裸体呢？我们不能不怀疑其中的嫖客与烈妇情结了，他们（嫖客）或既向往妓女的温柔乡，又害怕自己的妻女沦为其中的一员；（烈女）或以自己的贞烈而藐视“出卖肉体”的祼模。因此一旦发现自己的妻女成了裸模，就恨不得剥皮抽筋，其恨不亚于祖坟被刨。而一旦发现自己的亲友成了裸模，则见之如遇麻疯病患者，避之唯恐不及。

仅是出于内心的这种扭曲，人们便敢于冠冕堂皇地对裸模犯下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见载或不见载的裸模被逼疯，遭休弃者难以胜数。风言风语乃至恶言相向更是家常饭了。只要网上搜索一下，比比皆是。就笔者所知，艺术院校的女裸体模特儿，其心灵创伤与偷偷摸摸地混迹声色场合的妓女相比无二。经过几十年艺术院校的抗争，许多人在理智上也许能够容纳裸模的事实，最低限度地接受她们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赚钱养活自己的观点（正如他们也认为妓女出卖色相也是一种劳动一样），但是鄙夷无减。事实上，模特有很多种，人体模特只是其中之一，对于技术含量相对低点（对形体亦有一定要求）。同样作为模特，那些高级的模特如服装模特，却往往可以赢得大众的尊重。对于本质完全一样的模特，只因为脱与不脱，其遭遇竟如隔重天（而说到脱，影视节目中明星们胴体裸呈随处可见，甚至更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做了，却没有人跳将出来吆喝）。相比之下，静态的人物油画，却使得那些忠诚读者的触须深入到人物肖像的背后，伸向模特一丝不挂的肉身。其原因只是一个，她们向来都只是任人宰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角色。前面谈到影视明星，对于她们裸露胴体，同样的为艺术献身（某门事件除外），却可以免遭口水，其原因在于影员的前身是戏子（旧时戏子演出当然不必裸露身体），戏剧文化中有其独特性，真包头的“坤旦”不受欢迎，而“男旦”却往往深得宠幸。更深入一点，它与中国传统中的断袖之好也能扯上联系。但对于“龙阳”之类的角色，人们始终会记得他的“自然本色”是男性，更何况能够享用这种“娇美”的绝非等闲人士，因此就算有闲言碎语，但还不到连一般人（当红戏子的地位与影响也非一般人可比，因为他们常常与当地的有权有势的人物产生瓜葛）都可以鄙视他们的地步。

而这一次，意淫者未能得逞，因为李勤的身份修改了裸模的天然卑劣性。李壮平以画家与模特的特殊关系打破了意淫者的逻辑，他们对于裸模的“卑贱”定位因为“亲情”关系遭到了瓦解，裸模“卑贱（裸模传统而言都是由文盲、妓女充当，个别如潘玉良者属特例）的根源”被剥离。他们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因为她们的“卑贱”而在意淫她们优美的肉体时可以漠视她们的精神诉求。裸体模特，同时也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第一障碍）；更远一点，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第二障碍）。如果这些关系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阻碍了模特的担当，那么艺术学院的模特素质，或其可被选择的余地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美院在当下是否还有必要设置模特写生，或模特写生是否应该有形体等方面的要求，哪又是另外的问题了）。第二障碍相对来说容易突破，但第一障碍就难多了。李勤的角色第一次大大方方地突破了人们的常规思维：她不仅做了模特，而且还是做她父亲的模特。倘若一个女人在亲人的支持下做了模特，她仍然可以在别人的眼中被想象成妓女，即被意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