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现代书法史，今人的认识是模糊的。 正宗的书法法应该出现在晋、唐、宋、元，明代是中国书法走向蜕变的一个历史时期。从清代开始，中国的书法史开始衰败，以致到民国的完全枯竭。 有人总是认为，金石味是书法的正宗，其实，中国的书法开始走穴，必须得归咎于这一点。我对于康有为不大看好的原因，就是他过分追求金石，否定贴些，而使中国的传统书法失去了神采。人们一味地追求刀法，在刀法中寻找笔法，潜移默化地让书法家走上了工匠之路。清末人们对金石的注重，一是来源于大批的艺术家为了弥补自己文化修养上的缺陷，而进行的考古作为，二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文人进行新思潮的一种手段。其中，以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为代表的学问性人才，他们是推动金石发展主要人物，吴昌硕、康有为是掀起金石书法高峰的典型代表。清代至今，书法上依旧数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为尊。邓石如和赵之谦书法金石有余，灵性不够，唯独何绍基书法神韵俱佳。相对而言，何绍基的书法较有才气，但功力略输邓石如和赵之谦一筹。综合来讲，在全面修养上，赵之谦占优。赵之谦在制印和绘画上的长处在清人里面是出类拔萃的。吴昌硕书法，金石有余，才气匮乏，特别是他的行书完全可以暴露他对贴学的忽略。不过，他是以篆书和篆刻来彰显实力的，但他在书法上还不能登封为王，在书法界行中不及赵之谦坚定。主要还是因为赵之谦是碑帖于一体的大家。康有为的书法或多或少的有点悲剧色彩，他主张的金石，反对以贴学为代表的董其昌等人的书法，但他的书法依旧是贴学淹没金石。值得肯定的是，他的才华横溢在他的作品中完美体现了出来，这也许是康有为能够搏得大家欣赏的主要优点

今人说，书法必须以石鼓文为宗。事实上这个概念主要受吴昌硕所影响。清末艺术家研究石鼓文的价值主要是用于篆刻上，而不是用于书法上，他是另辟蹊径的一门艺术，为丰富中国画的内容而服务的。但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书法。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金石入画是对宋元明绘画的一种革新，是当时艺术家对一成不变的传统艺术进行的一次大换血。古人只讲究诗书画为一体，但不重视“印”，加之，宋元明山水等题材的文人画，以及清代人们一直依旧以“四王”为榜样，继续中规中矩的沿袭，这个时候，中国画在形式和题材上接近完全程式化了，不注入新的血液，势必会走向颓废。金石入画，是金石书法兴起的主要原因，其中，黄宾虹就是极力赞成的一位大家。只可惜，从此，中国书法的命运被画家所左右。也从此，中国的书法家开始绝迹江湖。理由很简单，中国的书法也开始跟着绘画的步伐，一窝蜂地投靠了金石，一心一意地处于画“形”上。其实，中国近现代的书法就是一种形式艺术，他缺乏生机可言，也缺乏神采。本质上来说，金石书法就是一种缺乏灵性的艺术，刀法呆板有方法，失法度。尽管一些人学着中国画的意趣，比如在用墨、章法上下了不少功夫，看似整个画面新颖，但无法遮掩匠气。近现代最具典型的书法家就数于右任和林散之、舒同。于右任的书法金石味足，笔墨意趣浓厚，书风大气，潇洒自如。同时也吸收了元人赵孟頫的风格， 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碑切融合。我认为，于右任对于书法理论的思维是清晰的，从他选择学习赵孟頫就能体现出来。赵孟頫书法的笔划看似简单，却内容丰富，融诸家碑帖经典，是一部完美的书法史。近现代好多艺术家，其中以董其昌、傅山。康有为为典型，极力否定赵孟頫的妩媚，甚至认为赵孟頫的书法只是简单的方法而已，熟能生巧。是非曲直，现在我们做个局外的后人来说，尽管董其昌、傅山、康有为等人有颠覆格局的艺术成就，但在书法的真实本领上，依旧逊色于赵孟頫。赵孟頫的书法胜在传承，演绎经典；董其昌的书法胜在生动，线条笔走龙蛇，用墨赶超古人，可抗衡于前人，相对于傅山，较为浮躁。首先，他在草书、行书上是远不及王铎的，他的草书笔墨酣畅，败笔较多、生机不足。所以，于右任借鉴赵孟頫是聪慧的。只不过他本人的书法过于注重金石，笔墨程式化强烈，缺乏烂漫；林散之的书法，是一门形式的艺术，绘画成分较多，用墨娴熟，但其草书过分散漫，不注重楷书入笔，有失严谨；舒同书法是取法两端，上至唐楷，下至清代金石，其中以借鉴何绍基为典型。他的书法虽然天真烂漫，庄重大气，但难以遮掩其才气不足，工艺性浓烈，这是民国至今，书法的主要病症。也许，这个时候有人会用沈尹默的书法来作为反驳。事实上，沈尹默的书法缺乏底气，看似追法晋唐，但过于做作。所以，一些文人给他的关于赶超古人的评价，只是一种恭维而已。最近的一些媒体上，有人开始大谈马一浮的书法了。我对他的书法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肯定的，但我认为他的书法只是平民字，极为平实，没有很好的取法前人，书写过于匠气，貌似学者字。不足以纳入正宗行列。唯独弘一法师的书法，能够开宗立派。立近现代之楷模。但其书法过于一尘不染，有雅节，无世俗，可谓雅俗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