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者常常把某一个年头、某一个人物或某一件事描写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说它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其中不乏受通俗小说影响、故意制造噱头的情况。但历史中也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一个时刻中发生的某个事件代表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开始和结局。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正是这种情况。在这个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依然是行为、装置这些在公众眼里“搞怪”的艺术，如枪击电话亭、卖鱼、卖虾，洗脚、撒避孕套、扔钱币、孵蛋等等……但其中，肖鲁的那一声枪响，盖过了所有作品的风头，成为足以代表85新潮谢幕礼的一个典型的符号，而且如此有声有色，形神皆备。照我看来，这件作品也最能够反映中国前卫艺术如何能够在“观念艺术”的价值层面上获得意义的诸多信息，这种意义至今未曾失效。

肖鲁枪击电话亭的行为作品本来取名叫《对话》，但大约在多数人的记忆里，它就是一个“枪击事件”而不是《对话》。栗宪庭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事件艺术”。不仅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还因为事前事后发生的一连串偶然与必然。而且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并以此聚集了作品在感性状态上的全部张力[9]。

事后，肖、唐二人的家庭背景特别引人关注，不亚于如今网络热炒“我爸是李刚”。这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一开始当事人不是肖鲁，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也许他（她）压根儿产生不出把开枪当作创作手段的想法，就算产生了，多半也会放弃，因为“我爸不是李刚”。此其一。其二，如果不是肖鲁，也搞不到那把枪。当然，据肖鲁事后回忆，搞到枪的过程也充满偶然性，不过那些偶然性依靠了一个必然，就是围绕其特殊的家庭背景而形成的特殊的关系网络。第三，是唐宋临时的一声发喊。要是没有这个偶然细节，事情的发展又会朝哪个方向进行？这是谁也不能假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肖、唐二人多年后展开对这件作品的著作权之争时，栗宪庭为作品给出了“事件艺术”的定义，从而把唐宋的作用摆到了一个关键性位置。最后，中国美术馆被封、展览被停、二人被抓等一系列事件走马灯式地发生，与此同时，作品真正的意义也开始发生了，持续到5天后二人被释放、展览重新开始。

根据中国枪支管理的法律，民间私藏、使用枪支就是犯罪。因此，要问这件作品的“观念”意义何在？直接的回答是，它对在当时中国法律环境下罪与罚的关系作了一次生动的检验，所以，栗宪庭要把“检测了中国法律的弹性程度”阐述为该作品的艺术性的表现之一。但与之相伴随，作品也揭示了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就是家庭背景造成的社会等级差异。这既是现实的等级，又是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宗法制等级观念的无言的传递。只要依靠现实的生活阅历，这种观念就可植入人们心中，成为决定其行为选择的直觉依据。对个体来说，它或可被称之为身份感，是一种用来测定行为方向的自我身份估价。

起初，肖鲁只是打算做一件装置作品。在老师的建议下想到要破一破，也不过是出于形式上的考虑。但当她头脑里闪现出用枪来破的念头、并开始计划寻找枪支时，整个作品的创意和形态设计就发生了改变，朝着接近作品后来命运的方向发展了。显而易见，肖鲁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理应产生的法律后果，但她虽有忐忑，却并未停止，因为在法律理应产生的后果与所预期到的实际结果之间，她做了颇有现实感的斟酌。基本前提在于一种自我身份估价，但真正起作用的，是背后特殊的父母家庭和由此建造的一个“特权-人情”的关系网络。后来，当她和唐宋在看守所被拘押时，这一张平时无形的关系网络，便在监室窗口频频出现的那些老人的面孔和他们似嗔实怜的语气中现身了。5天后二人被奇迹般地释放，更是证明了这一张关系网的力量所在。

“美术馆枪击”是一件需要犯罪（至少需要违法）才能完成的作品。但是它要成为艺术作品，就不能被动地陷入现实的泥淖，完全与犯罪行为的效果等同，故把握尺度是绝对必要的，如栗宪庭事后所言，“在什么程度上把握准犯罪的边界需要精心设计”[10]。尽管“事件艺术”的定性可以接受，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件作品并不完全等同于一个偶发的事件，因为它事前有精心的计划和准备；另外，一切计划和准备都是基于艺术效果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实质犯罪的考虑。可是，从法律事实来看，一旦计划中增加了用枪的打算，它便又与预谋犯罪无所区别。这时，创作者的艺术家身份与其生活中的社会等级身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交错，后者成了一个极有权重的考量因素。唯其如此，这件作品才与中国的法制环境发生了关系，最终对执法的弹性程度起到了检验作用，从而成就其意义的关键点。甚至，唐宋那一声临门一脚般的发喊，看起来好象是“激情犯罪”，但也不能说与其本人的自我身份估价绝对无关。换句话说，在其行为的偶然性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某种内在的必然性，这是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内化的结果。

不过，我们是否能够因此断定这件作品的所有效果都在预计之中呢？难道肖鲁想出开枪的办法，就是为了来检测“中国法律的弹性程度”吗？假如意图如此确定清晰，那么，观念就可以完全从行为中剥离出来，作品便只剩下了图解。但这恰恰说明的不是创作的成功，而是创作的失败。事实上，肖鲁涌出采取开枪行动来完成作品的念头，当初应该只是渴望造成轰动效应。激动她的是想象中现场的轰动。为了这种轰动，在唐宋一喊形成临界催化之前，许多个日日夜夜，陪伴她度过的，是情绪的跌宕而不是理性的冷静。她兴奋、紧张、犹豫、慌乱……以至于反复有放弃的念头，事到临头有被掏空的感觉。这些情绪饱和的折磨过程积累着作品的能量，也使它命悬一线，始终伴随着偶发性。也正因为有偶发性存在，整个事件过程才显得峰回路转，作品才充满张力，效果才扣人心弦。

我们还从栗宪庭口中得知，“据作者透露，事件发生、经过和结果，大致与预计相去不太远。”[11]不过，作者的回忆只是一种初级水平的“现象学还原”，即回到了事物的现象，与作品意义发生所据的“本质直观”还有相当的距离。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许多细节是被计划了的，许多结果是被预见了的，但仍然有某些细节未曾被计划（如肖鲁偶遇唐宋和唐宋的临时发喊），某些结果未曾被预见。甚至整个事件的结局，也只能依靠经验推断。虽然作者有其特殊身份可恃，中国的司法实践有其潜在惯例，但依然有出现变数的可能。对变数的担心加重了作者情绪的压力。相对这样的情绪来说，最后的结局也应该在作者心中释放出“意外”的情绪，从而在其自身角度上使这种结局成为“偶发”事件的一部分。因此，也可说作品的张力关系存在于事态的可控与不可控、结果的可预见与不可预见之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