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舞台历来是充斥着“乱哄哄你放唱罢我登台”的一出出闹剧。中国当代艺术也难逃此劫，近年来，双年/三年展、艺术节、博览会等艺术活动如雨后春笋一样，摩肩接踵，一场接着一场，中国的当代艺术完全进入到了一个艺术活动大跃进的时代。仿佛别的地方有了这样的艺术活动而我们没有这样的艺术活动我们就不行，惟恐少了就会无形中比别人矮了一截。于是各地紧锣密鼓的打造着自己的艺术活动，然而有了各种各样艺术活动又能怎么样呢？

　　那些名目繁多的艺术活动就真的能显露出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创作的繁荣与兴旺吗？也真的能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营造出一个建设性的平台吗？大家心知肚明，实际情况似乎恰好相反。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借着学术、交流和整合资源的名义进行着投机倒把的勾当。放眼于中国当代艺术，一切都是为了买卖，一切都是冲着经营。美术馆的展览作品，明码标价；画廊和所谓的艺术中心、艺术空间招聘导购；而美院毕业的毕业展以卖出多少学生的作品作为教学成果的评估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宁肯相信中国只有经营的艺术和艺术活动而没有建构性的艺术和艺术活动。

　　这些艺术活动，就其各自的性质和价值诉求来说，双年/三年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建立在纯学术的梳理和有待争论的话题之上的，是具有前瞻性和实验性的，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性；就其价值而言，它是对艺术自身的不断开拓，是打破艺术现有的固定格局而将其引向无限多的可能性之中，而这种无限多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岂不就是人的精神和主体自由所追求、向往的生活和状态吗？

　　博览会理所当然应该是一个交流平台，它的成立和成功的标志是建立在将最好的（不是最好的起码也是好的）艺术资源整合起来的最大值呈现。通过博览会这个交流中介，各个艺术资源进行相互的选择。艺术中心、画廊、拍卖行、收藏家、艺术家都彼此寻找到一个维持艺术创造和传成的最佳生态链，使得艺术从创作到展览到最后的收藏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展览机制和收藏运做系统而不是靠市场的炒做来来进行艺术品的倒卖。

　　艺术节的由来，是传统民间狂欢文化的延续和深化，不管它是巴赫金所强调的狂欢文化是打破生活中各种身份地位的人为界限，使不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共同狂欢还是伽达默尔所强调的狂欢文化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打破个人偏狭的生活和经验，进入一个广阔的群体体验之中，追求人本然的交流和沟通特性。但是他们的由衷都有着共同的诉求，认为狂欢文化是大众共同参与的一种活动，它会是使人的心智和精神得到升华和净化。

　　本来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些艺术活动，当被挪植到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大环境之中时，所有的这些艺术活动变的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只有名目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规模的大小，没有质量的苛求；只有对市场的专注，而没有学术上的坚持。艺术活动最后成牟取暴利的交易所和政府打造的文化形象工程。

　　中国当代艺术，似乎更像一块利润宰割的肥肉，众多贪婪的眼睛死死的盯着，随时准备从中大捞一把。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活动如火如荼上演的关键所在。如此艺术活动，伤害的只能是学术和艺术自身。尽管每次双年/三年展都是以学术的高调出现，以至于连博览会都要以学术的面目来遮丑。但是在一个行政学术不分家的社会，学术只能是作为行政的附属物，变的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所以每次双年/三年展，表面上设有策展人，而实质上是美术馆权利机构的权利执行者说了算，这就决定了策展人只是一个提供各种建议或者是一个信息咨询者。这种配角的角色决定策展人为保证展览的进行而只能选择美术馆权利执行者的所感兴趣的作品。而一旦失去学术的保障，做大、做全，只要是那些有头有脸最好是得到国内外展场和市场双重欢迎的人物，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囊括进来，既热热闹闹又能体现主流意识一直所强调的和谐主旋律，这让所有涉足者皆大欢喜。所以双年/三年展本来是对某个社会问题或文化现象的关注、争论、批评和反思最后成了一场热闹非凡、一团和气的Party。相比较之下，艺术节和博览会则更低级，就像农村的赶集和庙会一样，要的是交易，也要热闹，而艺术的精神和学术的探究早就像那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神一样，变的面目模糊、神志不清、可有可无。

　　尽管这样，但今后中国的艺术活动只会增多而不会减少，因为中国除了批评和反思之外太需要运动和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