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08年8月16日
访谈地点：北京望京黄笃工作室

康学儒（以下简称康）：这次南京三年展主题命名为“亚洲方位”，能谈一下“亚洲方位”这个主题在你的策展思路中的契机及由来吗？

黄笃（以下简称黄）：2007年10月份的时候，南京三年展的负责人——葛亚平——给我打电话，说他看了我的一篇文章。那是我在2005年7月份发在《文艺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超越亚洲性与亚洲当代艺术”。他看了后很受启发，想请我来策划第三届南京三年展，后来我们就讨论了具体的策划方案，包括策展团队的结构。后来就邀请了日本东京当代美术馆的资深策展人住友文彦，韩国的策展人康在永，他们都有很多国际展览的策划经验；也邀请了中国策展人为李振华，以前是皇城美术馆的执行馆长，他主要从媒体方面入手。本来南京三年展以前称“中国艺术三年展”，第一届2002年在广州博物院，由彭德、李小山策划；第二届是邱志杰、左靖等人策划的“未来考古学”。我想，既然这次要做亚洲艺术，如果再称中国艺术三年展的话，这个命名就冲突了，于是我就和主办方协商决定，改名为“第三届南京三年展”。

康：这次南京三年展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三年展，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来做关于亚洲艺术的三年展？

黄：既然南京三年展要以亚洲为方向，那么一定要有主题，于是，我就提议以“亚洲方位”作为主题，实际上亚洲方位的中文和英文有一些区别，英文用的是Reflective Asia，就不是亚洲方位的直译，Reflective Asia翻译成中文有自我折射的亚洲或沉思的亚洲之意，这就是中文与英文的差异。因此，这个主题不管是从中文还是英文去理解，它都有特别的涵义。如按中文去理解，“亚洲方位”在汉语里面它不仅仅是表现了方位，而且也反应了亚洲这个共同体。当然这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诠释，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的概念，在这个共同体领域中，它应该包含了很多问题，比如都市幻想、社会批判、价值协商、日常关照、宗教与习俗等，这都是过去与现在一直困扰着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文化因素，这是一个方面。“亚洲方位”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对多样化的亚洲文化做出新的界定和解读。这个方位不仅仅是客观的再现，还有主观的解读在里面，所以这个方位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东西。

康：亚洲这个区域本身存在着极其复杂、多元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也体现出极大的差异，你刚才谈到一个想象中“亚洲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除了地域性概念之外，建立的基点是什么？

黄：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亚洲是一个动态之下的亚洲，一个不断确定国家主体性的亚洲。“亚洲方位”是针对亚洲现代化发展进程和亚洲当代艺术现状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亚洲发展的潜力与活力。比如，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龙”与“象”作为新兴国家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了对亚洲艺术的信心，亚洲地区的艺术家正是借助了这样的环境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亚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民族、传统、宗教、习俗与现代化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个人认为，亚洲的当代艺术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比如韩国、日本发生轨迹和中国不一样，印度跟日本、韩国又不一样，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差异包含在我们的思考里面，传统与现在，包容与排斥所构成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我想通过南京三年展的实践来呈现出我们的思考。总之，“亚洲方位”是一个试图在亚洲内部发现、建立和超越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想象空间和对话平台，这是我们的期望。

康：我在这里面发现了重心权衡的问题，就是你谈到“亚洲方位”是对亚洲目前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现状的一个呈现，然后第二个就是超越“亚洲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现状的基础上如何超越亚洲的地域界限，就是跟世界的现代性进程紧密相联，那么在呈现和超越这两者之间，本次展览更倾向于那一端？

黄：艺术是我们最根本的，因为艺术要超越于政治，当然不是说我们对政治不关心，所谓超越政治就是独立于政治之外，或者我们对政治有一种分析、批判和监督。在中国，起码我们没有做过大型的只有亚洲艺术的展览的，尤其是以三年展这种大型的活动集中起来。我认为亚洲共同体是想象的结果，实际上它是四分五裂的，是没有共同体的。如果从文化角度来建构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如何在艺术里面理想化的来实现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且要超越于政治，要比政治更容易，就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也就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来自不同背景的，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艺术家之间，有一个关于价值协商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想象的共同体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价值协商过程中会看到差异性，如身份、传统、现代、都市、乡村、技术、进步、落后等。当然，在这个差异性坐标中，我们还要审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通过一个展览结构呈现出来，我认为它就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里面也就包含了一种新的亚洲价值观——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以艺术实践来体现一种必要性的对话。这个对话就构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协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展览的出发点。

康：亚洲的确是四分五裂的一个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那么在你的策展理念中，也就是你想象的共同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括？

黄：我们在讨论“亚洲方位”时觉得展览主题比较模糊，那么亚洲方位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和结构，展览就会变得非常抽象，于是，我们从四个角度或四个方面来呈现整个展览结构：日常与超验、放大与过滤、异位与迷乱、虚拟与探针。

康：这四个方面包含的指向是什么，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黄：“亚洲方位”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对复杂而多样的亚洲当代文化的归纳和概括，由此在展览结构中明确了“日常与超验”、“放大与过滤”、“异位与迷乱”和“虚拟与探针”四个议题，它们涉及到日常生活美学、批评美学、精神心理美学和技术美学。

“日常与超验”从艺术角度中生发的转译，既不是现实生活本身，也不是纯粹精神，而是一种具体而微观的，包含着生存空间、习俗、物品和非物质化视觉图像的再生产，这种生产依赖于艺术家的判断、选择和提升，艺术家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语境、不同知识结构出发，赋予日常生活对象以个人化的艺术经验。

在“放大与过滤”中，艺术家通过微观学的批评方法，将社会现实宏大场景中的细节抽离出来，进而把被遮蔽的复杂问题清晰地给予呈现，由此可以解读出隐藏在图像背后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可以说，“放大与过滤”摈弃了传统的艺术认识论，而是在微观学基础上提炼的方法论。它注重在空间意义上的细节放大，而不是在时间意义上追求艺术史的逻辑。

“异位与迷乱”针对的是现代社会发展产生的风险文化（国家冲突、股票涨落、石油危机、粮食价格浮动、房地产起伏等），人在今天动荡起伏的环境中总是期盼一种确定的、稳定的生存空间，但往往被不确定性的因素所打破，这种现代性对人的异化最终造成了人心理的焦虑、不安、恐惧和怀疑。今天的艺术反映的正是人在心理错位中产生的恐慌和迷乱。

“虚拟与探针”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观察艺术与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关系。它在哲学意义上已不再是与二元论相关的话题，而是强调科学技术的新辨证观——虚拟与真实的关系——虚拟即真实，真实即虚拟。如果说经典哲学关于物质与精神的争论是历史上的基本思想话题，那么虚拟与真实则是当代文化的重要技术美学命题。

康：刚才谈到的四个点，每个点在其涵义上，都是一组极其对立的概念，这种概念上的对立是否暗指今天社会中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和巨大的差异？

黄：这里边涉及到客观性现实和主观性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艺术家眼睛中的现实和他/她转译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对立和矛盾的复杂关系中，我们用这几个单元的词语本身不是从宏观性出发，而是从微观学的角度出发去认识和解读这个社会。它们能比较明确地概括体现今天艺术家的社会判断和美学判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康：这个展览包含了许多的问题，但亚洲问题远比这些多的多。作为一个展览，主题越明确越具体，展览的力度可能越大，在少与多这种具体与宏大之间，你觉得展览力度有没有被削弱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