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光芒——刘国夫近作印象
殷双喜

刘国夫的作品没有描绘都市的夜晚，而是青藏高原上的寺庙，但是我却认为，刘国夫的绘画是一种城市艺术，具有经典现代主义的特质。其主题仍然是城市与个人、英雄与悲剧、理想与欲望、灵魂与拯救。数年前我曾经以《永失宁静》为题评价过版画家苏新平的作品。他的作品中那些在空旷的草地上沉入梦境的男人，荒凉小镇上神秘强烈的光影，都以一种真实的局部形象表现了一种陌生的心理体验。与苏新平相似，刘国夫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画家，他的作品以超现实的“象征图像”，体现出对现实人生的洞察与象征性表达。他们都是在远离中国城市中心的边缘性的地域文化中，发现了我们正在失去的某些不可言说的美好的东西，诚如刘国夫所说：“藏族寺庙里的风景并非是我所描绘的本意，只是其中所传达出的气息，恰好吻合了我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这种气息是那么的纯净、执著、真诚、诗意、神秘、本真、美……而且正在逐步地远离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成为了精神世界里的孤品。”
　　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刘国夫对我们的时代变化有切身的体验，他本人也身处其中，每天都要与现实中的人与事交往。刘国夫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他的画中，你看不到六朝古都的现代豪华与奢靡。透过事物的表面，刘国夫在丰富的经历中感悟人生，从而以超越情感的勇气，全力追求真与善，在表现形式和精神世界的拓展方面，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书写解读现代人灵魂的碑文。刘国夫的艺术记录了现代人的梦想与期待，他的作品具有精神的广度与深度。
　　虽然我们可以将刘国夫作品中的人物视为他的自画像，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刘国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看作任何个人乃至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远离都市的孤独人物，刘国夫作品中的喇嘛具有很强的符号性，不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个体印象，但他隐喻了人类整体的处境，却是我们感同身受，难以忘怀的。
　　作为一种生活与生命的隐喻式图像，刘国夫所关注的东西都与心灵的流动、梦幻、冥想有关。他从视觉的隐含性出发，在作品中构筑关于社会的、政治的或是个人隐秘性的精神思考。他从绘画语言的途径，探讨视觉形式在图像中隐含的意义的延伸性和可能性。在影像手段发达的今天，静态的手工绘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那就是由思想碰撞出的梦幻与想象，表达出超现实的意识潜流。从这一理念出发，刘国夫强化了他的艺术中对梦境的捕捉，他的绘画，无论是从内容或是从画题上都呈现出强烈的梦幻意趣，将个人的经验与现实的痕迹组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觉图像。
　　刘国夫的绘画具有相当强的符号性，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建筑、光影、道路，乃至朦胧的色彩表现，都可以视为形式感很强的视觉符号。这使我想起夏加尔，在20世纪现代主义最为强盛的年代，夏加尔回到了内心世界，回到了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忆，他的作品中的少女、教堂、公鸡与牛羊，都成为可以不断组合的视觉符号。刘国夫持续数年地将绘画的题材与表达方式专注于一种符号化的风格，并不说明他对于某种类型化的风格的喜爱，而只能说是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关于灵魂的拯救，关于生命的意义，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人生之谜。绘画之于他，如同数学家每天的工作，是为了不断的接近自然，解开自然的神秘之境。
　　刘国夫的作品反映了现代人的内在的精神焦虑。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变化巨大，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活与行为方式的调整，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与当下行为的选择成为一种不能回避的矛盾冲突。刘国夫作品中的混沌与朦胧，恰恰印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与理想的混沌与未明状态。刘国夫的作品，以形象的模糊与运动，反映了我们的时代人际交流与理解的困难，对于都市文化信息的惊人膨胀与重复性的消费复制，他的作品恰恰是对都市生活的真实把握。换言之，刘国夫的作品可以看作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心理影像，具有东方式的内省特质。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并非总是沉思与冥想，而是在风中向着光明疾行，这大概反映了现代人的注重在行动中改变自我的一个特点。
　　比较一下刘国夫在1985年所作的《回归》与2002年所作的《最后的光芒》，我们可以看到从再现到表现的转换，在宗教题材的外表相似性下，刘国夫对于生命轮回的认识更为深刻，他完成了从对自然的静观的旅游者到自我反省的现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转换。
　　评论家孙振华认为：“在一个文化问题丛生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前沿问题乃是，如何完成社会学的转向，进而将新的社会观念与文化态度带入艺术。”对刘国夫来说，如何将自己对于人生的沉思与理解，透过更具有公共交流性的形象与艺术形式进入公共的文化视野，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我期待着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