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纽约展出的《筷子》是宋冬与尹秀珍这个系列合作项目的首件作品

宋冬与尹秀珍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知名伉俪之一，20年的婚姻与若干次创作上的合作，令人很难完全舍其一而谈其作。前段时间北京前波画廊的“筷道III”与正在UCCA展出的“穷人的智慧”，给了一个重新审视他们工作的机会。我们也正以这两个系列为例，浅探一下他们在各自创作与合作中丝丝缕缕的联系与差异。
“筷道”
“筷道”系列最早只是以“筷子”为名：2002年是宋冬与尹秀珍第一次以筷子为形式合作，而这次在纽约的首展上也只有形态相异的一双“筷子”而已，这一喻体是也从日常的不断磨合与交流中逐渐成形的。此前多次有人邀请这对夫妻共同举办展览，他们却一直以没有合适的理由而婉拒，直至2001年某一日吃饭时忽然降临的灵感。宋冬这样描述当时的构思：“以前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要将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而遇到筷子就迎刃而解。筷子是一双，分开是独立的两支，放在一起可以互相协作，这很像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正是这种对筷子所透露出的生活哲学的理解，催生了这一系列的形式与方式：从形式上看，两人各做一支筷子、最终合展；工作方式则更为有趣，他们提前确定好尺寸与形状，此后便各自保密，直到布展时才知道对方做了什么。这就是“筷道”的核心：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之间不干涉，但有统一的形状。各人在创作过程中对对方的猜测增添了张力，这在2002年的首展上直接表现了出来，宋冬的筷子以金箍棒（定海神针）为形，而尹秀珍“出人意料”地以布料缝制了一支筷子形状的口袋，里面塞满了生活物品，而掏空后又恰好能装下宋冬的金箍棒。尽管布料一直是尹秀珍所钟爱的媒材，这一次却尤现出其“以柔克刚”的韧性来。
并存的信任与较量，这在他们看来是宝贵的“精神上的沟通”，并且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具有了相当的力量。其后2006年与今年夏天的两次同系列创作，大致遵循了这一逻辑，然而更加清晰地将之上升值至“道”的哲学层面。2006年这一概念开始明晰地落于作品形态，不再局限于一双筷子，还包括两个录像、一张劈开两半的床、两支筷子的截面等等，使之成为了一种方式。刚刚在北京前波画廊结束的“筷道”展览，则是这一系列在国内的首次专门展示，完整的“筷子”与分拆后的装置分别置于两个空间内，为国内的观众打开一扇全面了解“筷道”体系的窗口。
在前波画廊的展厅里，与宋冬那被切断的“掏空的栋梁”及其包含着的影像与微装置相比，尹秀珍的“切断的吊车臂”挤缀着从不同衣服上撕扯下的边角，其镂空结构显得更加寡言、内敛，一如他们共同面对采访时的表现，一个滔滔不绝，一个含笑沉静。十年来在生活与创作中都肩并肩的宋冬与尹秀珍，无疑是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来记录和表达他们的世界。
旧物
乍看之下，旧物元素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屡见不鲜，然而细分之下，旧物所承载的内涵与用意却截然不同。
尹秀珍自1995年开始用自己的衣服来做作品，也不吝使用水泥这般坚硬的材料与之相融（《衣箱》）。对她来说，“衣服都是代表了人的经历，而非简单的一块布。”她一直在做的“可携带的城市”系列，改石涛画论中一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搜尽经历打草稿”，迄今已在美国若干城市以及巴黎、柏林、里斯本、悉尼墨尔本等30多个城市的艺术机构帮助下搜集当地的旧衣物，甚至还亲自去到“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通过对来自这些地方的衣物的使用，她在自己的记忆中再度阅读、再度认识、从而赋予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全球化让世界各地、尤其是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趋同，而这也恰恰是尹秀珍植入“可携带的城市”概念中的一个问题。箱子里建立起的一座座“城市”也很相像，譬如常出现标志性的电视塔。
宋冬对尹秀珍的这个系列有自己的独到解读。他发觉，尹秀珍越不熟悉的城市，表现在作品中就显得越具体，反之则越抽象。北京是尹秀珍的故乡，“北京城”是该系列的第一件作品，没有胡同、没有天安门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反而做得很抽象，包括一张放大镜下的1948年版北京地图以及后海老伯唱京剧的声音。在宋冬看来，尹秀珍“对北京的理解是更深入、而非表面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依托，也有着强烈的乡愁与无奈。”这个系列可谓是这个时代的缩影，然而由于每个人的视角、反应、感受都不一样，更是“尹秀珍的城市”，是她10年来对直观感受的缓慢再梳理。
宋冬则循了不同的线索。在老北京胡同普通人家长大，父辈邻里的生活可简单地以节俭持家概括，却蕴含着相当立体的生活哲学。200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各种家用杂什铺满全屋、以填满父亲走后的“空”，这给宋冬极大的触动，出于实际情况（需要有地方下脚过日子、也需要宽慰母亲）与艺术式思维方式，就有了《物尽其用》这件充满温情又令人惊讶的作品的诞生、发展。自2002年在东京画廊第一次展出，到2009年母亲去世，再到后来宋冬在一次开幕上穿了母亲生前的满是补丁的工作服却反而被人说“潮”，他让母亲从物满为患的家中走到展场内，与许多对那些旧时代家什产生共鸣的观众交流，做记录写心得，整理自己的生活，他为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使她的生活变得充实、找到自己的价值，巫鸿刚刚出版的新书《物尽其用》中也收录了宋冬母亲赵湘源3万来字的文章。这便是《物尽其用》这件作品的灵魂，也是艺术实在地改变他人、也改变艺术家自己的生活与观念的有力例证。时至今日，宋冬对这件特殊的作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物尽其用》本身讨论了三层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母与子、私人与公众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记忆、精神上的联系）、物与物的关系（老百姓不扔的东西，从中能看到人审美意识的变迁——普通百姓的物质史，不同于博物馆里的带有符号性的经典）。”
然而进一步地，穷人如何置放家中不愿舍弃的家什衣物？这就涉及到老百姓如何去在私人空间或是公共空间占地方、如何去使用现有的空间。宋冬在观察中发现其中蕴藏着的“穷人的智慧”——这种“穷”是广义上的，更多地指向某种困境——，提出了从借景开始的“借权美学”。“抽象现实主义”是他借以表达这种美学发现的形式，这个系列中的装置尽管基本都取材自旧家具梁瓦，但构建起的却是一种“从现实主义中抽离出的东西”，宋冬想要从中发现或许在另一文化中没有、或者被忽视的新价值。这种与旧物的关系就明显有别于尹秀珍。他们都在各自的方向上前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作品中的张力也来自于无所不在的生活本身以及日益趋同的生活轨迹，令人对他们日后各自创作与合作的走向充满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