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到今年是第54届，虽然对这种展览机制的争议不断，众说不一，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与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称艺术世界三大展，是众多艺术家、策展人梦寐以求的展示平台。威尼斯双年展的现行机制成立于1999年。绿园城堡中固定的国家馆有28个，与遍布军械库和威尼斯水城各处的其他受邀国家馆共同组成了双年展规模最大、分量最重的部分，今年参展国家多达89个，正是这些以国家出发的展览使威尼斯双年展成为对当下国际艺术事态最为敏感的风向标。

代表国家参展的艺术家，国籍似乎已经构成的明确身份标签，然而不少国家馆都邀请了与该国没有直接联系的策展人和艺术家，这条政治边线在艺术圈中淡化。在今天，国家馆是否还代表国家？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两年之后，中国馆能否代表中国的问题是否还有意义？

文化主体性和个人主体性的探讨是中国当代艺术界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今年夏天，在具国际视野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全球化引发的社会问题显得尤其尖锐，笼罩于艺术的光环中犹若绵里藏针。总策展人碧切-古里杰(Bice Curger)拟定的主题“启迪”(ILLUMInations)不仅暗示了在当下社会艺术机制正急切面临改进的现状，同时讨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身份、位置、归属于威尼斯双年展以及整个艺术层面的再定义。多个国家馆的策展人都异曲同工地从选择带有模糊身份或多重身份的艺术家入手，延续并回应了主题，从文化符号、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艺术机制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考虑，抛出了新的问题 。

对于进入此类国际盛会的艺术家来说，尤其是代表国家参展的艺术家，国籍似乎已经构成的明确身份标签，然而不少国家馆都邀请了与该国没有直接联系的策展人和艺术家，这条政治边线在艺术圈中淡化。随着这一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不知能不能看到西方中心态度的弱化。

本届双年展策展人苏黎世美术馆馆长碧切-古里杰，将主题定为“启迪”ILLUMInations，带有“启迪、照亮”的意思，将字拆开，前后两个词分别有“光”和“国”的意思(这里要特别强调“国”为复数，意指世界)。策展人认为“光”是艺术史上的经典主题而且与威尼斯本土文化密切相关，“国”不仅指出了国家馆是双年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力图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艺术超越国界的社会凝聚力。以“启迪”命名的主题展力争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当今社会挖掘艺术的潜在力量，聚合艺术世界的启迪之光，探索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的另种境域，寻找划分区界的更多可能性。策展人的雄心在策划初步落实中已略有表露，这次入选的艺术家，女性比往届明显增加，接近半数，而年轻艺术家比例也大为上升。有从主体表面来看，古里杰开门见山，阐明了双年展在国际艺术视野中的导向标的功能，深入分析，策展人用于拼合“启迪”的两个单词似乎暗含了对双年展机制本身的质疑，用其揭示并于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全球化进程中艺术自身的地形图。

中国馆：艺术搭台，文化唱戏

国内关于中国馆的争议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各大艺术门户网关于中国馆的报道无一例外地呈现批评和质疑的姿态。其争议无非针对两点：展览策展人选拔机制所折射出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其主题“中国味道”引发关于后殖民文化与国际语境的争议。吊诡的是这一切争论到了水城威尼斯的现场，竟不知不觉地弥散在中国馆的“闻香、品茶、饮酒、观花”之中。中国当代艺术以优雅唯美的古典姿态出现在双年展的国际舞台上。
在中国馆前处女花园的草地上，可以看到一片朦胧烟雾间似乎飘着几朵白云。渐渐地，一股茶香飘来，观众随着这个茶香进入仓库，馆内水雾不断地从油罐上冒出，整个馆都浸于一种神秘雾霭中。馆中间的长廊展示的是潘公凯的《融》，通道两旁投射着墨荷以及如雪花般飘落的文本。在长廊的两旁，朦朦胧地能看到地上摆着一组组大小不一的陶罐，这便是杨茂源的作品——《All Things Are Visible》(世界上并不存在秘密)。这些陶罐释放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这异香随着小陶罐被观众领走带到各自前往的地方。中国馆整体给人一种马可-波罗乘船返乡的味道，带着一船陶陶罐罐的香料，漂浮在雾蒙蒙的海面上。关注威尼斯双年展的人都知道，中国馆所处的军械库空间极难把握，仓库固有的建筑结构、油罐以及其他遗留物件使得作品在狭长的空间里显得挺委屈。对固有空间的利用和改造，这次的中国馆还算令人满意。

最令人期待的也许是蔡志松的《浮云》，作品利用气体的物理性质来达到浮云随风左右飘浮的效果。遗憾的是，这次并未能完全呈现方案的构思，蔡志松谈到在威尼斯布展情况极其不顺，与国内相比，布展条件可能不够理想，由于材料、运输、语言等各方面的不便使得作品未能依照方案实施，也许在国内可以做得更好。

与其说这次中国馆的空间处理得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不如说在中国符号在跨文化语境下再一次征服了外国观众。策展人估计作品的结合上也花了不少心思，馆内外的作品几乎融为一体，与旁边的意大利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意大利艺术家说：“进入中国馆，尤其是走完了《融》，看着两旁如雪花散落的文字和字母，我的心情平静许多。”

与意大利馆相比，中国馆面对全球化导致的变幻莫测的景象倒是显得出奇地冷静。不少参展艺术家都未能回避民族问题、话语权、环境问题、艺术机制的转型、全球化贸易问题、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人类自身命运等，而与这些作品相比，中国这次闻香、品茶、饮酒、观花倒更像几位隐士的一次水城雅集。这次出场的“中国味”打出了文化主体的老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今天，文化相互交融，国籍、身份多重化，中国馆策展人彭锋选择了牢牢地守住了我们的“身份”。
美国馆：戏玩美国符号，嘲讽艺术机制

隆隆的坦克声吸引了不少观众，美国馆前，运动员踩着在黄色倒装坦克上的跑步机跑步，奇怪的组合使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笑声。馆内一个房间展示着体操与商务舱模型、活人与死物的结合，另一房间是一台置顶的内嵌了ATM机的管风琴。美国馆以Gloria(光耀，同时也为女子名)为主题，推出的是年轻艺术家组合阿罗拉和卡萨帝利亚(Allora & Calzadilla)。他们出现在美国馆引起了不少争议，当然这是策展人有意之举，策展人芙莱曼(Lisa Freiman)通过选择国籍模糊的艺术家呈现美国身份的界定问题，以此带出艺术圈乃至当今社会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与身份的探讨。

上一届获得了金狮奖的美国馆，今年的参展艺术家应该担负着不小的压力。美国馆的两位艺术家在作品中戏玩了艺术界的竞争概念，他们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搬到了坦克链上，让著名体操健儿在机舱模型周围空翻。在绿园城堡展示运动员，真算是狠狠地嘲讽了号称艺术奥运会的威尼斯双年展。

摆放在房间中央的顶置的管风琴营造的教堂气氛，使人不禁联想到双年展在艺术界的教父级权威，走到背面才见一台ATM机代替了管风琴按键，观众只能通过取款来奏响音乐。艺术家自豪地说，“美国馆是整个双年展展区唯一能够取款的地方。”艺术家对美国符号戏用，让笑着出去的人们不禁打了个颤，这玩笑开得挺严肃，暂且不论是金钱演奏的音乐还是交易谱写的艺术，艺术与市场已经是老掉牙的话题，但当你从ATM取出VISA卡，听到神圣的音色奏响的凌乱甚至嘈杂的音乐时，心里总会泛起一种说不出的尴尬。

出了馆，坦克周围还是围着一圈圈的人，据说这是从英国进的货，因为美国的军火市场供货紧张，貌似缺货了。

丹麦馆：包容姿态，艺术无国界

远远望去，毛主席“圣母像”出现在以言论自由为题的丹麦馆外墙上。丹麦馆对双年展主题的回应显得相当开放，艺术无国境，从策展人到艺术家都没有国籍限定，不少艺术家都同意Han Hoogerbrugge感言：“参加双年展，我很荣幸，不过奇怪的是，这次我是代表丹麦而非荷兰参展。”这位以轻松的动画形式讨论发言权艺术家来自荷兰。在参展的18为艺术家中，仅有两位是丹麦籍，其中还有来自中国的张大力。据策展人格莱格斯(Katerina Gregos)说，以言论自由为题是因为探讨全球各处都面临各种言论自由的复杂问题，而且这个话题与丹麦更是直接相关，丹麦毕竟曾经一直享有舆论自由的美誉。当然这究竟是这位外籍策展人独具匠心的策划，还是为了应和国家馆展示机制而找的由头，我们不得而知。

英国馆：艺术家主体性的回归

双年展主题的回应在英国馆不易觉察，除却国家馆的意义，策展人更多地是突出了艺术的自治性，强调艺术家主体的回归。这样的策展思路同样体现在展示博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大型装置的法国馆和最后牵走金狮的德国馆(施林根席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回顾性展览)。曾经代表英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有亨利-莫尔、芭芭拉-惠浦沃斯、弗洛伊德、汉密尔顿等史上的重要艺术家，而今年英国馆的选择也不出意外——双年展老将麦克-聂尔森(Mike Nelson)。这是个制作时空机的老手，2001年获得Paul Hamlyn奖，并两次提名透纳奖(Turner Prize)，他的名声也为他迎来了不少观众。从预展到开幕，英国馆前都排着展区内最长的队伍。聂尔森干脆在双年展中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进馆之后，观众似乎已经忘记自己身在威尼斯，随着狭窄的走廊走到一个个不见日光的环境，空气中飘着寒酸的记忆，窗框、门楣、吊帘、灯座都散发着苦闷的情绪，走到天井抬头看到的仿佛另一个时代的天空。他成功了，通过这个空间装置完成了他当初的愿望——“让它消失”。后来有人问，里面到底展的是什么，是录像还是绘画？回答是：“你一定亲自进去。”

人们在国际盛会上用于定位身份的标签多以国家为首，这个标签对于在场很多人已经不再明晰。尽管在今天讨论双年展，依然无法脱离全球化与双年展之间的平行关系语境，但艺术逐渐冲淡了各种称谓，剩下的只有因艺术而起的身份。正如在威尼斯双年展之外，还有一群自称行为艺术家的人们，他们在威尼斯双年展外围的街道上、花园里从进行着他们的行为。至于需不需要贴上艺术的标签，他们也许不怎么在乎。也许没有标签的艺术才会自由，也许当中国馆不再需要代表中国，艺术家能够撇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文化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