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艺术》展览现场，2011年，摄影：Frank Barbian，版权：柏林国家美术馆

　　《启蒙的艺术》展不是一般的展览，它可谓煞费周折与苦心。从2004年开始筹备，到第五个年头，柏林、德累斯顿、巴伐利亚的三家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才在两国总理在场的情况下签了合作协议。2010年默克尔访华时，建议中国的主席和总理与德国的总理和总统分别担任《启蒙的艺术》展和“启蒙的对话”系列活动的监护人。这些不仅赋予展览和对话以政治和外交的色彩，也提供了某种豁免权。今年展览恰逢4月1日愚人节开幕，双方因为邀请嘉宾的事出了点分歧，德国媒体不买账，对这次不顺心的展览冷嘲热讽，而中方则不冷不热，照章办事。

　　现在，为期一年的展览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观众人数算不上多，但比较稳定。门票要花10元钱，所以来看的起码是感兴趣的。相比起来，楼下的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展则门庭若市。

　　“启蒙的艺术”本身就是个新概念，艺术史上没有所谓启蒙风格。这是个不大好懂的展览，需要充分的阐释，就算放在德国本土也不例外。万里迢迢运来的近六百件文物和艺术藏品分布在九个主题的空间里，显得有些支离，似乎如此多的展品也无法支撑起展览后面的宏大理念。或许几个德国策展人对启蒙的理解不尽相同，众多的主题成了妥协出的结果。

　　这个展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给中国量身定做的。一些人的第一反应是：德国人要借“启蒙的艺术”展启蒙中国。德方策展一再撇清这个揣测，称展览主题是与国博共同商议的结果，而展览的主要考虑是让中国人理解欧洲。称一个中国人不了解巴洛克或表现主义艺术，并不一定妨碍他理解欧洲，然而他若不了解启蒙的时代，他就无法理解今天的欧洲。

　　《启蒙的艺术》展前前后后让人不难看出，中国人，甚至了解中国的旁观者，对“启蒙”都有点儿距离。这种心态不难理解，启蒙运动不仅闪着理性之光，也充满压制和排他性。它弘扬理念上的自主性，但作为历史事实，它极大地伤害过其他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尤其在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伤痕累累的记忆让人警惕“启蒙”，甚至拒绝细分其中的良莠和纠结。

　　“启蒙的艺术”展把启蒙摆在我们面前，是针对中国当下的症候，从欧洲视角和经验提供了一剂西药，或者它更讲究“艺术”，建立一次对话——一次共同运用我们理性——的契机。如何理解这不请自来的好意?把人家说成介入、好为人师、抑或升级版的“和平演变”，大叫着“自家事不让别人插手”，都显得狭隘，缺乏思想力。恐惧或漠视毫无意义，在外媒面前辩解和作秀也毫无意义，关键是中国的自我认知。弄清楚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在这个启蒙过程中，中国和欧洲启蒙怎样互动?

　　在国内，言不由衷已是政治的常态语法，权力和利益不断两极化，调节社会关系和资源的不是价值、正义和人的幸福感等基本原则，社会依赖高成本维系着稳定。四处是腐败和炫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伦理生活已经到令人堪忧的程度。《新潮》杂志的总编罗家伦在上世纪20年诊断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三种毒素：即奴性、专制和昏乱的思想，须以独立、平民和逻辑的思想来救治。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病根儿依然未去，又参了消费主义之类的毒素进来，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并发症。中国需要启蒙，而且相当迫切。

　　诗人肖开愚说西方的启蒙也并未完成，若是我们谈及“启蒙”，就需要对之前的启蒙也进行启蒙。他说，我们的传统思想经历了暴力的中断和权力的扭曲，只有跟自己的思想传统联系起来，中国的启蒙才有意义。但是西方的启蒙是否会吞噬和遮蔽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在北京大学一次题为启蒙的中德对话中，韩水法教授引了《庄子》中混沌一段——说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以己度人，好意为中央之帝“混沌”凿出七窍，却导致“混沌”死亡。很明显，这好心的“倏”与“忽”指的是来自欧洲的客人，“混沌”则是指肌理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可是，有着强大的综合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不堪一击吗?特殊到经不住对话和批评，经不住逻各斯的称量?面对主导性的西方思想，一些人主张“拿来主义”，而“拿来”的多半是表面的、现成的东西，我们怕学习他人的根本就有损自身的根基。只拿“表面”，不拿“根本”，既祛不了自己的糟粕，也激发不出自身的精华。

　　18世纪的德国启蒙思想家沃尔夫在中国文化中看到的精华就是——自然理性，人不需要超验上帝的主宰，天然就能分善恶，知廉耻。他借孔子给德国人启蒙：说中国人不需要他人(上帝)的法则，以自己的理性和良知立法。与康德晚些年提出的启蒙原则不谋而合。1721年沃尔夫在哈勒大学讲授“中国实践哲学”，将基督与孔子相提并论,导致他与虔信教会产生罅隙，并遭解职和驱逐。

　　莱布尼茨和沃尔夫都认为中国当时的文明比欧洲开明，用中国文化之光启蒙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化。然而，后来在孟德斯鸠和黑格尔那里，中国被批评为专制、奢侈和缺少自主性的国家。此厚彼薄并不矛盾，因为他们选取的是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而且启蒙早期以欧洲的宗教社会参照中国，后期则以启蒙的理性原则对照中国，描述中国的概念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启蒙不仅是主体的，也是主体之间的，不仅历史上有先例，理论上也是关键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还要追溯到到康德。他说“启蒙是走出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便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鼓起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很容易自相矛盾。康德说启蒙的根本就是人的自由，他要自己走出蒙蔽的状态，然而不成熟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蒙蔽，反而在权威的监护下过得逍遥而安全。此外，说蒙蔽是咎由自取，其实未必，一个不透明的缺少公共空间的社会本身就是愚蒙百姓的，出走甚至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所以走出蒙昧需要他人，需要在洞穴外看到光亮的人回头告知并呼吁。可是引领甚至强制他人独立思考，是不是另一种监护?启蒙会不会就会沦为反启蒙呢?这也曾是德国哲学家哈曼对康德的质疑之处。

　　康德要求人运用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理性，还是“公共地”运用个人的理性。没有后者，前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一个人可以在大量阅读思考中建立历史维度上理性的公共运用。康德称：“唯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带来启蒙”，我认为这里指的就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一个社会就难以形成公意，无法探讨出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大都是尚未成熟的人，不清楚自己的见解是否经得住推敲和考验，需要相互引领，激发和纠正。今天我们争论，在于我们对当下中国现实和何去何从尚没有充分的见解。如果舆论中遍布雷池禁忌，就如同禁止人们寻找真理。

　　言论控制更糟的地方在于：压制他人思想的人以为自己总能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言论，事实上，阻碍他人独立思想的暴力必然作用于其自身，渐渐的，压制他人言论的人也会丧失思想的能力。为公众套上羁绊，自己也同样套上了桎梏。因而尊重他人表达的权利，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见解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还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乃至后代的责任。启蒙是艰辛而缓慢的，没有“顿悟”一般轻巧。康德说：“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相互解开偏见的圈套，或许是启蒙的好的起点。启蒙在中国，在世界如何进行，需要我们共同运用我们的理性。

　　文：王歌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