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作品

　　气候骤然变冷，饱受酷暑的重庆人有些不知所措。暴雨，洪水，老天爷仿佛在没完没了地大闹天宫。洪峰刚刚退去，山城一隅——黄桷坪501独立映像艺术空间，一个名为“红处方”的当代艺术展悄然开幕。在冷雨绵绵的季节，这一抹红透出异样的意味。

　　参展作品确实很红，不论是笼罩在版画家杨宏伟《中国家庭》上的欲望之色，油画家苏新平鲜红的巨手，还是雕塑家马军刻在《资本论》封面上的猩红巨龙，抑或现场艺术家金锋给予站街女烈士般浓烈的艳红……不可遏止的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题材更是红得发烫，只要琢磨一下油画家张世英和摄影家赵钢的天安门作品寓意，就会触摸到这个群体的内在律动。革命与人性，红色背景下人的无奈、惶惑及漂移。他们是要呈现这个红色猛进时代人们的骚动与绝望。红色，是革命者的希望之色，也同时是被剥夺者的绝望之色。

　　对“红处方”这个词，策展人胡赳赳有个谦虚的解释，艺术家无法为社会开药方，但可以做到“自我拯治”。这能折断自己翘起来的矛头吗?

　　红色，在中国革命语境下，从来都是正性的标记。高举红旗的重庆，对于此种颜色格外敏感。开展当天，有媒体主编专程赶来，向出品人傅文俊先生说明不能报道的理由。他们害怕“红处方”的红，这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理念。官方倡导的主旋律，尽管仅存在于其所牢牢控制的媒体语言里，但毫无疑问，其实也已成为生存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人们必须默认的东西。他并非虚幻，你觉得他不存在，仅仅因为你不觉得他存在，而确实有一批人能感知其强悍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虚幻的东西，早已内化为某些人的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你不能公然表达对他的厌恶和不屑。现在，“红处方”企图使用暧昧来传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当然会遭遇明眼人决绝的抵抗。

　　有趣的是，艺术品的多义性帮助了策展人。在几家市场化报纸吝惜版面一笔带过的情况下，首席党报《重庆日报》在文体头条，高调报道了此次展览。这家头版高举薄熙来书记最新精神的媒体，将展览纳入红歌大合唱的阵营，给予可爱的阐释。

　　该报刊出四川女艺术家黄敏和丈夫马军的两幅作品，并给予正面的解释。《中国地图》选了三百个中国人，站在国土上四处张望，表达的或许是一个虚拟共同体的无力感以及荒谬感，报道者引用作者的解释——批判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这就巧妙地化解了对抗，变成对高擎理想大旗重庆的致敬。马军的木刻《资本论》，将中国吉祥图案和图腾置于马克思的名著之上，被统治者奉为圭臬的思想，变成某种图腾，甚或空洞华丽的吉祥符号。两条令人不安的龙拱卫着革命圣经，既可以理解为对教条主义的嘲讽——一个外来主义本土化的标本，也可以是对马克思虔诚的膜拜。批判与礼赞其实很难分别，仅仅在于观看者的立场。艺术家毕竟不是时评家，他们要以丰富的意象获得更有弹性的生存。

　　可以说，一个被误解的展览更符合各方的利益：策展人可以确保其有较长的生存期;媒体有报道的正当理由。这或许就是开幕式上，策展人胡赳赳不厌其烦向女记者解释作品意思的动力。当十三位艺术家被媒体追问自己作品的意图时，自然是一副尴尬滑稽的图景。

　　这个城市也有创意园，政府甚至花费数千万雇佣涂鸦艺术家，将四川美术学院临街两公里街面涂抹得妖娆花哨，但遗憾的是，那些为涂鸦的涂鸦，将涂鸦变成了一个标准化的作业，完全抹杀了自发性与生动性，制造出新的艺术垃圾。满大街企图遮蔽时间痕迹的破烂，为这个渴求整齐和秩序的城市，打上了一抹不和谐的色块。政府主导的创意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这个政权在上世纪相当长时间段推崇的工农兵艺术的延续，难以看到多少自由创意的影子。

　　当地一些记者不具备接受当代艺术的素养，前来捧场的观众也缺乏必要的礼仪。他们大声喧哗，吞云吐雾，一副赶早集的架势。原弓的装置作品《三个代表什么》，人们狐疑地打量一眼，便匆忙走开，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影像作品更缺乏耐性，不论是胡赳赳对北岛的访谈，还是胡吗个的《三个留守青年》，都懒得多看一眼。他们不屑于在金锋饶有深意的雕塑前花时间，不愿意揣摩傅榆翔布景上诸多怪物的眼神，也不愿意在明白如话的王子摄影作品前动心思，他们喜欢在左小祖咒著名的雕塑猪身上摸上一把，光润的手感让他们更有感觉。实在的东西似乎容易讨人喜欢。

　　这似乎契合重庆这座城市的气质：整齐，简单，划一，大步向前。刻薄的人说，人们是否更喜欢参观那些把长官意志口号化的标语牌工艺?自由的当代艺术对他们而言，或许还有点奢侈?

　　展台上，执行策展人陈晓峰主编的《艺术新闻周刊》一会儿就被人拿光了。他们没准儿是冲那部超级搞笑的中国首部艺术剧本《大宋房事》去的，“艺术向哪里去?”是其诘问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