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

米芾：《苕溪诗卷》(局部)

　　米芾：《苕溪诗卷》(局部) 一九六四年的一个清晨，一男青年抱着一布包“破烂”到了北京荣宝斋，其中就有北宋米芾的这件《苕溪诗卷》，开价一千五百元，最终以一千四百元成交。这件作品当年由溥仪带往东北，流落民间。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夕阳残照紫禁城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允许年仅6岁的溥仪等清朝皇室“暂居宫禁”，并择机“移居颐和园”。溥仪身后的摄政王诸大臣一边让儿皇帝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养尊处优，挥霍无度，一边殚精竭虑，蠢蠢欲动，密谋复辟；而民国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连年拖欠原来允诺提供给的经费，“小朝廷”坐吃山空；同时，除了幼稚的逊帝以外，“小朝廷”上下均知大势已去，江河劲泄，来日不多了，所以，无论是为复辟计，还是为眼前与未来的生活计，“小朝廷”上下从变卖兑换身边的金银器开始，把黑手伸向了历代宝藏。

　　开始盗运文物的是太监们。待到“小朝廷”想到把宫中的宝贝重新登记造册时，恐怕劣迹败露的太监便先在建福宫、继而在无逸斋纵火，四处残片，几堆灰烬，地上淌着金银器化成的金水银汤……把太监悉数裁减了，又有护军动手。最后，溥仪等想到了自己动手。从此，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将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亲国戚，偷带出宫。在一份“宣统八年”(1916)十一月十四的赏单上，开列了由溥仪赏给帝师陈宝琛及多位近臣的书画，其中有唐代阎立本手卷《孔子弟子像》、北宋米芾的真迹手卷一件、南宋赵伯驹手卷《玉洞群仙图》、清初王时敏山水手卷一件。

　　1924年被赶出宫的溥仪等到了天津“清室驻津办事处”张园，虽然穷途末路，依然心想重登宝座。没有收入来源的张园，每日说客盈门、谋士高论，只好以文物“赏赐”“忠良”。小器物赏赐完了，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给外国银行、富商巨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当起了日本人的儿皇帝，偷运到长春伪皇宫的文物被安置在“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垮台前夕，看守护军开始哄抢，文物一时流散，世称“东北货”。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货”或交或收。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赐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监偷盗的、被护军私拿的……更有为“皇上”“委托”夹带出宫的历代文物更多地遗散各地，孤魂四野，紫禁城的黄昏，永远的夕阳残照，令人感伤。

　　一部中华民国的历史，可以以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支离破碎”，无法打理。中华民国的文物界，就像一个烂摊子，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支离破碎”，无人打理。军阀以之作军饷，政客以之作说资，土匪以之作横财，地痞以之当营生，奸商以之当奇货，洋人以之当异物，外寇以之当战利品。

　　1928年7月3日，地痞出身的军阀孙殿英命手下一个团进驻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谎称进行军事演习，驱散守陵人员，切断来往道路，于当日深夜，炸开了乾隆皇帝陵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盗取随葬的大量宝藏。不久即败露，轰动全国，为人不齿，多方声讨。孙殿英把从乾隆墓里盗取的一柄九龙宝剑、一颗慈禧太后口含的夜明珠等宝物分别送给了上层高官，此事便不了了之。

　　如果说，孙殿英这个东陵大盗上演的是一出有关中华文物悲剧的话，由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主演的万里国宝大迁徙则是一部有关中华文物的正剧，慷慨悲壮，荡气回肠。1931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后，为了避免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文物大劫难，国民政府制定了宏大的文物南迁计划。自1933年2月到5月，南迁文物分5批总计13400多箱被运抵上海，1936年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又陆续运抵南京。未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批文物又奉命西迁，自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文物分南、中、北三路，水陆兼程，辗转万里，抵达后方。

　　故宫的重要文物虽然得到了较好的看管，流散宫外的文物，特别是那些本来收藏于民间的文物、安置在野外的文物、随葬于地下的文物却是命运多蹇。北京有琉璃厂一条街，上海有一个收藏鉴赏圈，此外有外交使节、外国银行、外国商社、外国占领军等等，他们有金钱，有特权，有渠道，有工具；他们四通八达，上下勾连，买卖文物，自由出境。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0余年，不仅创造了中华文物流失的最高纪录，还承接清末而成为了中国历史文物造伪的一个新的高峰期。

　　沧海横流六十年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动荡不安，但历史的积贫积弱与领导思想的忽左忽右，致使新中国在最初几年的欢快起步后，便开始步履蹒跚，有时甚至踉踉跄跄。

　　为了工业的发展，为了百姓的生计，“出口创汇”曾经是经济界一个响彻云霄的口号。

　　为此，一些不甚重要或存世量较大的文物归于各地文物商店，外国人和华侨可以自由购买，随意携带出境。

　　为此，许多工艺美术品、包括工艺精品都归于各地友谊商店，外国人和华侨可以自由购买，随意携带出境。

　　为此，各大城市的美术公司担负起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当地美术工作者，仿造前人的书画作品，以“你知我知”的价格与方式出口香港与日本。

　　近些年，从日本回流的大量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品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美术公司组织制作的外贸产品，其中有唐伯虎、文征明、王铎、杨守敬、吴昌硕、任伯年等日本人喜欢的书画家作品。

　　到如今，当年那些外贸货大量地以文物的身份从各种渠道回流，博取了不明就里人士的大量真金白银——自己人种下的苦果又让自己人吞服了；那些以低廉价格出售的工艺美术方面的精品有相当一部分无从寻找、无从回流，中国工艺美术史因此而不无缺憾。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席卷了全国，惟独没有殃及故宫，各地的博物馆也大多援引故宫方式，闭馆不开。全国馆藏文物由此而躲过一大劫难。但是，对于文物的损毁破坏，却没有超过十年“文革”浩劫的，因为它是“文化人革文化的命”！

　　“文革”伊始，红卫兵便宣布一切文物为四旧，均在破坏之列。

　　“文革”伊始，红卫兵便宣布一切艺术品为“封、资、修”，均在扫荡之列。

　　“文革”伊始，红卫兵便宣布所有艺术家为资产阶级，均在打倒之列。

　　所有的文物商店关门。所有的友谊商店关门。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就在于它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所以，除了运动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外科手术式的销毁外，毁灭性的破坏还来自于人们因为惧怕而对于家藏文物与艺术品的悄然自毁，其量不可胜数，其恨不可消解。

　　而比之文物被毁不相上下的罪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人被革了命，书不能读，字不能写，画不能抹，一切思想与创造处于停顿、休克、死寂状态。一个国家、56个民族、近10亿人口被凝固在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空间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兴起的画廊与90年代前期开始的拍卖，都是应运而生的，虽然起步艰难。

　　国门甫启，游人如织，来自异国他乡的人们看到了中华瑰丽山河，品尝了中华美味佳肴，还想带点纪念品回去。于是，各地有了旅游商店。书画艺术家们应接不暇了，便有了业余作者的一哄而上，桂林画贩子、商品画等等，把中国书画艺术拖进了市场，也拖进了泥淖之地，好些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没有了头绪。

　　文物虽然早就在文物商店里打着火漆出售，但在拍卖会上出让有着十足的号召力，因为价格、金钱具备放大效应。在收藏领域，什么东西好卖，什么东西卖得价高，便有人去仿制，更有人到古墓里找。近十余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10万余起盗挖古墓案、20余万座被毁古墓警示我们：我们的祖坟所剩无几了！

　　中国文物走私的第一目的地不是中国大陆的拍卖会，而是海外的古董店与拍卖会。所以，如何根据现有的国际公约来处理我们与海外文物经营机构的关系，如何根据国家实力的增长来修正不尽合理的国际公约，如何进一步严厉打击盗墓与文物走私等不法行为，如何防止走私文物通过拍卖会等正常渠道来获得合法身份……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法律、制度、机构、资金、学术、技术诸方面下功夫、想办法。

　　从国家文物局的网站上，我们得知：近年来，我们成功追索走私到英国的中国文物3000多件，追回流失海外14年的北朝石刻菩萨造像，流失到丹麦的156件中国文物得以返还。此外，发挥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带动作用，多渠道开展流失海外文物征集工作取得进展，自2002年以来，先后从海外成功征集了包括北宋米芾《研山铭》、商代重器子龙鼎等在内的6万余件(套)珍贵文物。但是，和我们流失在海外的文物相比，这几万件文物只是凤毛麟角。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贸易与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但是，这只是一个概数。这些文物因何流失、是否交易、现藏何处等等情况，我们所知不详，因此，我们有必要综合文物、外交、民间团体诸方面力量，建立专门机构，抓紧开展工作。

　　回首百年，我们悲伤于祖先惨遭蹂躏。

　　回首百年，我们欣喜于自己恭逢盛世。

　　这悲喜交加应当化作清风明月，在山林田野间守护我们祖先的坟茔。

　　这悲喜交加应当化作青灯黄卷，在书斋案头上承续我们祖先的文脉。